针对王云五的第二封信，雷震的反应似乎更加激烈，尽管他对“绝交”是“有其附加条件的”这一点表示了“道歉”，但仍坚持认为政府蓄意制造“雷震案”，王云五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对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自然应负责任矣”。雷震始终强调自己一直是反对行政干涉司法的。为证明这一点，特意附上在《自由中国》时期所写的社论《今日的司法》和专论《行政不应干涉司法》两文。同时再次提及当年所谓“具保”一事实在是违法的。之后，雷震又说：

　　公如此高龄莅临军监来帮忙，我只有含泪写成……内情我公当时实不明了也。我写完后，立将军监交来的条子塞在裤子口袋内，“警备总部”做贼心虚，恐其欺诈手段揭穿，立即大肆搜查那张条子，并一再向我询问……公看看这种政府还有“道德”可言吗？……我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十年，我所受的打击和痛苦，真是一言难尽。唯有一言堪为我公告者，我是为国家、为民族讲话，从来没有为着一己来打算也。而且我们总是从正面讲话，从不避重就轻，或则指桑骂槐。我虽坐牢十年，受尽辛苦，而个人则心安理得也。

　　雷震写这封信是在4月26日，信中不仅附有《自由中国》文章两篇，还有其女雷德全、其子雷绍陵在雷震入狱之时写的伤感家书。5月6日，王云五发出第三封信，以其抱病之身“不惮辞费，再一申说”，主旨仍是为自己是否应对“雷震案”负责以及行政不得干预司法等进行解释，同时又针对雷震“所具之结，仅具名见证，并非具保”一说，作了这样的回应：“记忆所及，确曾在监狱起草一文件，声明对于阁下出狱后如有言行失当，应负劝导之处，此事叔常（谷正纲，作者注）、修平兄或亦能记忆。弟虽老耄，以亲自起草，为文约数百言，尚不至善忘，断不止仅书‘见证’二字已也……”王云五所说也许并非虚言，可能确实有过一份不为雷震所知的“具保书”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确保雷震如期出狱，朋友们违心地写下一点什么也是可能的，而以雷震的个性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这一年，王云五八十八岁，雷震七十九岁，两位老友就这样因一个“意外事件”而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知情者无不痛心疾首。雷震曾对胡适说过，王云老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可他最终也未能给老友一个“面子”。当年含泪签下“誓书”确实出于无奈，此事不提则罢，一提则痛心不已，人的复杂与矛盾就在这里。对王云五来说，当年已然不能阻止“雷震案”之发生，十年后挺身而出为其“具保”，无论如何亦为一“仗义之举”。问题在于出狱后的雷震是否可以自由发声，而那张“誓书”的效力果真就“法海无边”，抑或有悖于宪法之处？雷震当然可以质疑之。

　　王云五在发出第三封信之后，因不愿再触痛老友的伤心之处，更兼身体每况愈下，便缄默不语。这时，雷震又写了第三封回信，费时四个多月，但最终没有发出，实际上也无法发出。此信长达三百多页，后来成为《雷震全集》的第二十八册。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封私人信函了，其内容包括自“雷案”爆发以来及至雷震出狱之后，当时所有报纸杂志有关这方面报道的文字剪报，仿若一部洋洋大观的“雷案始末记”，可见雷震晚年一种不甘心情。

　　在未发出的第三封信中，雷震考虑到王云五“今年已八十有八矣”，为免彼此劳神，本不拟再复。可又“唯心中似有一事未了”，于是在连天阴雨之中，读《论孟》一书，当读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一句时，“心中颇有感触”，故勉力来作此书……之所以用如此冗长的篇幅将往事重提，实因是王云五对他坐牢的内幕不甚明白，“故将我手中所存的资料，摘要复印或剪贴几份给我公一阅，正如孟老夫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封信确实太长了，即便发出了精力衰弱的王云五恐亦无力阅之，应当说，雷震后来的这一决定还是相当明智的。在信的末了，雷震以自挽二联为结语：“一、生荣死哀，阿谀者极其歌功颂德之巧言令色；盖棺论定，历史家自会尽忠职责而秉笔直书。二、‘雷案’的黑幕，天下人尽皆知之；冤狱整十年，历史上自有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