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写完这封信时已是9月下旬，其间又分别给陈启天、谷正纲和王世杰各具一函，以明示自己的态度。王是雷震的老上司，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起人之一，于雷震有知遇之恩，故给他写信也在情理之中。雷在给王世杰的信中，坦承自己与王云五较劲的真正原因：“由于我于（一九七二年）向政府的建议，今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台湾青年》发表了，王云老责我不该泄漏出去，他不详察即严厉责备我，要和我绝交。我复书谓：‘法院判案必须问明原被两造，不可仅凭一面之词！’但我说，我为什么坐牢十年？主管军法机关的‘行政院’不能逃避责任。他复信说我主张干涉司法，我将《自由中国》我反对干涉司法的文章给他看。但他第三次来书，又提到军法，我不得已只好详复一书……王云老是我出狱的保证人，我坐牢十年还不算，出狱时还要保，这是一个什么局面？”15雷震这一问，王世杰心里不会不明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国民党一手遮天的白色恐怖时期，当局在政治上对异己者无情打压，绝不手软，雷震首当其冲，遂成为反抗专制与极权的一种精神象征。由于雷震给王云五的第三封信没有发出，给陈、谷、王三人的信也就“按下未表”，这场未公开的“笔墨官司”至此总算告一段落。雷震在接到“绝交信”时虽也说过王云五“老气横秋”之类的话，但信中所论正是对威权政治体制之下“法之不法”的一种质疑和批判，因而是严肃甚至发人深省的。

　　不过，就《救亡图存献议》而言，无论是秘密建言也好，公开发表也罢，这毕竟“是雷震呈现晚年政治思想、政治蓝图，与忧国忧时的结晶。同时，也显示他终生对民主制衡理念的坚持，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16。对于这一点，连王云五本人也承认：“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本‘天下兴亡，匹夫为责’之义，未可厚非。”17只是雷震在晚年与老友王云五痛失数十年之厚谊，未免有点可惜，或正如傅正先生所说：“雷、王两先生已先后谢世，后人自可冷静地看这一段公案，同时认识两人的性格和观点。”古人云：“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雷、王二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均能以坦诚相争，不为名节或私利，只求“以守至正”的态度，说到底，许多因素是非个人的，因而他们两人最终还应是“同道相益”意义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