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上五月，杭州傅国涌兄携全家来我们这座城市旅游。因有着共同话题，且心有所系，在闲聊中，两人竟若“童言无忌”一般，畅言不止。其中谈到了苏雪林这个人，也谈到了她对鲁迅的认知与态度。我告诉国涌说，苏雪林六十七岁时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我论鲁迅》（传记文学出版社），其语尖刻如刀，毫不留情，并直称自己是一个“反鲁迅的人”。国涌兄建议我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当时我不置可否。

　　其实，胡适先生早就批评过苏雪林的这种偏激态度。1936年12月12日，胡适在回复苏雪林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我们尽可能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们信仰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胡适的这封信见诸国内多种选本，大凡读过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实可见胡适先生在论人议事时，始终有着自己的原则。

　　同样在这封信中，胡适对苏雪林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南京学者邵建感慨胡适先生这个人未必就是如往言似的“深刻”，却处处显得“高明”。以此信为例，确实可见胡适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较之苏雪林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尤其“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一语，更让人慨然系之，直可触摸到胡适那颗宽容、豁达而又善良的心。所谓“高明”，以我个人的陋见，一为高瞻远瞩，二为世事洞明。一个人倘若有了如此“高明”，“深刻”就可退而求其次了。

　　苏雪林是自认为“深刻”的，不仅在给胡适写信时批评鲁迅，也给主持过鲁迅葬仪的蔡元培先生写信，表示“意欲一论”。当时蔡先生居上海，病重在身，转交者以信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故未交达，此信不久即被苏雪林公开发表了。胡适先生则是在二十多天后才读到苏雪林给他的信，随即作复。苏雪林在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一时似有所悟。1937年2月，她在武昌《奔涛》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撰文说：“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评鲁迅的话，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信稿中引出，批评鲁迅而牵涉鲁迅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当……我对胡先生表示钦佩，并愿青年以此为范。”

　　然而，苏雪林又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若干年后，即1966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其时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苏雪林文中声称自己再也不能坐视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于是又开始投入到“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苏自语）的“反鲁”的亢奋之中，试图“以了夙愿”。

　　苏雪林的这篇长文从鲁迅的家世说起，其语轻蔑而简约。她借用鲁迅《呐喊》中的文字，说鲁迅少年时“家里的岁月，过得极其艰难”，当时他出入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当铺，一个是药店，到了求学年龄连学费都筹不出。后来到日本，决计学医，其原因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确实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说到鲁迅自二十九岁“束装返国”后，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在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尽管这也是一种分析，却并没有拿出多少证据来，我们说这是“诛心之论”亦未尝不可。

　　在第二段落中，苏雪林开始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上来就下了断语——鲁迅心理是病态的。想必这已不是“想必”了，这里多了一点细节：童年的鲁迅常常扛着一包旧衣之类到典铺质钱以维持家用。典铺的柜台比他身量还高，他很吃力地将包袱呈送上去，然后在店员轻蔑的眼光和嘴角的冷笑里，接得一点钱回家。后来他又被寄在亲戚家吃闲饭，被称为“乞食者”，以致忍受不下，决定回家……苏雪林于是说，鲁迅“本是一个要强好胜的人，这种人家加给他心理上的伤害，终身也弥补不了”。苏雪林以胡适的身世与之作了一个比较，她说胡适幼年时代的家庭也没有什么温暖，前娘的几个媳妇，年龄都比胡适的母亲大，动不动就给脸看，每每逼得胡适的母亲“闭门哭泣”。胡适十二岁离家到上海读书，十六岁便一边教书，一边求学，赚钱养家……这话倒也是事实，李敖写过一本《胡适评传》（1964年），书中也是这么说的。苏雪林因此问道：“为什么幼年时代环境的不顺，并不足妨碍……胡先生光风霁月的胸襟？”相形之下，则“可见鲁迅性情的恶劣，大半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