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泰山顶上的无字碑，突然有了字。

　　“党权高于一切”，六个尺余大小的字，刻在碑的正面。这座高六米、宽一米二的无字石碑，究竟为何人何时所立，历史上尝有“辨议”。明末清初的大儒顾亭林，就是写《日知录》的那个人，铁口直断：此碑“非秦碑”，而为汉武帝所立。有人不以为然，驳之：刘彻本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立碑而“绝无字痕”，似不像他的性格……所以，更多的人还是相信，无字碑为始皇嬴政所立。“隐然于来者，此意即焚书”，这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钟惺的一首五言古诗《无字碑》中的末两句，词锋直指秦始皇，发泄对其“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政策的不满。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但我们的话题，要从1928年说起。1928年在中国发生的最大一件事，莫过于6月15日，蒋介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不过后来有人认为，此时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有名而无实”（汪荣祖、李敖语）。其理由是，张学良“东北易帜”非在此时，而是这一年的12月29日。这是史家们的一种“论定”，且不去说它。倒是这一年的“济南事件”不能不提。1928年5月3日，在华日军为阻挠北伐，借保护日侨为由，出兵济南，屠杀我军民数千人。蒋介石取妥协之策，要求“各方隐忍”，令北伐军绕道北上。5月8日，蒋本人也从济南附近的党家庄退至泰安，致使日后日军占领济南一年有余。蒋到泰安后，翌日即率员登泰山。5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组建山东省省政府，泰安为临时省会。6月9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迁至泰安，有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币成为泰安市面上的流通主币。8月，在泰安的省府拨款十万余元，将岱庙前半部改为“中山市场”，后半部改为“中山公园”。10月10日，从前线归来的孙良诚正式就任山东省省政府主席（前由石敬亭代理）。在此之前，国民党将领吉鸿昌一行游泰山，曾即兴作《登泰山诗》。

　　这一节似乎写得有点“繁冗”。之所以如此，说白了，就是想把国民党当年变泰安为省会的那种煞有介事再现出来。说它“煞有介事”，是因为日军仍踞济南，百里之外的泰安城却已是另一番“重文偃武”的繁忙景象，实在让人心里头不是滋味。无字碑上“党权高于一切”六字，就是这时已在泰安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于第二年所制。有关无字碑的文章不少，今人或旧人的，所能读到且言及“党权高于一切”的似只有一篇，而且还是附后的“小注”中所提及。作者是谁似未有说明，但其中“无字碑已变为有字碑矣，贻非‘党权高于一切’，无此伟力欤”之句，辛辣、讽刺且一针见血，让人读后不忘。而在此之前，有关泰山无字碑的一切“辨议”，显然都成了多余的。因为秦皇也好，汉武也罢，恐怕都无及于这千年之后的“政治杰作”，“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再也不必遮遮掩掩而“隐然于来者”。这时，国民党甚至公开地说，中国的一切，由它“独负全责”（《革命文献》第七十六辑）。由此而来，无字碑在1929年的“变奏”，便不足为怪了。

　　历史从不空穴来风。即便是一块小小的石碑，也有着自己的“起承转合”。更何况，“党权高于一切”——绝非仅仅是一些狂热党徒的即兴之作，它已然成了那个专制时代的注解，同时还暗示着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隐微复杂的政治背景。由于“北伐成功”，1928年的国民党成了执政党。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想，国民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军政时期”即告结束，国家进入“训政时期”。所谓“训政”，就是由党一手控制的政府，对落后民众进行民主训练，为将来“还政于民”做准备。这一年10月3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该纲领由胡汉民、孙科二人提出，同时胡汉民还起草了一个《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一党专政”表述得十分“到位”，也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前提，《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又规定：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执会来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