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国民党，何以权力之大“高于一切”呢？一方面，是因为由他们上台执政，在形式上又统一了中国；另一方面，受“以俄为师”政治“迷思”的影响，其“民主政治”理念发生了动摇，从而步入“一党专政”的歧途。所谓“以俄为师”，是孙中山晚年“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唐德刚语），就是接受苏俄经验，引进“党治制”，全面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向以孙中山的学生自居，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时，将孙中山晚年的这种“迷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

　　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所以，1928年《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实际上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杨天石语）出现在中国，这与孙中山早年追求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建立“合众政府”的理想相去甚远。这种政体上的“冰炭之殊”，意味着政治理念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这种政治理念又被强行纳入“党化教育”中，于是到了民国十八年，泰山无字碑上出现“党权高于一切”这样极端反民主的口号，就不难理解了。

　　“党化教育”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次“流感”。曾几何时，“党化教育”从南至北，覆盖中国大地，让当时不少中国人内心“惴惴不安”（袁伟时语）。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出台了一个《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大力推行“党化教育”（1931年改称“三民主义教育”），其目的，无非是想培养出一代唯诺的“顺民”。“党化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愚民政策，也是国民党实施“训政”的一种政治手段，与秦始皇“燔百家而愚黔首”的做法毫无二致。

　　我辈生晚，只能从各种史料和回忆文章中来体味当时的“党化教育”。在美的陈定炎教授近年撰文追忆，说“党化教育”在2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它最大的特点，就在“党化”二字上。陈定炎以当时广东教育界为例，这样说：“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党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漫谈党化教育》）陈定炎是何许人？他就是历史上曾经“叛变革命”的军阀陈炯明的儿子。他曾在广东生活多年，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工学博士。陈定延的这番描述也可从其他方面予以证实。

　　1928年，胡适在上海任一私立大学的校长，他也不无抱怨地说道，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可见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憎恶与不满。

　　也就在这一年，胡适、罗隆基、马君武、张元济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国民党当局发出挑战，纷纷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其锋芒直指“训政”和“党化教育”。胡适在《人权论集》序中写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那么，胡适等人要批的是什么呢？简言之，大要为三点：一是批没有人权保障；二是批“训政”，他说，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三是批以“三民主义”和孙文的“遗教”来统一思想，推行“党化教育”，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本《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于次年出版，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袁伟时教授称这部《人权论集》堪与晚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相提并论，甚至“更出色”。

　　在中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这也是胡适要批评他的原因之一。早在1921年，孙中山就致函苏俄方面的外交部长，表示对其组织机构、军队、教育皆感兴趣。1923年10月，俄国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俄国军政人员，协助孙中山在广东开展“党化”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其中，尤以“党化教育”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教育、文化产生了最为恶劣的影响。当时的大理院院长赵士北，因为不同意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主张“司法不党”，后来竟遭到撤职。1924年，国民党改组，明令仿效苏俄，以党治国，实行“党化教育”，“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陈炯明语），不幸开了历史的倒车。1927年，陈炯明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统一刍议》中痛斥国民党的这一倒行逆施，“至于党化，已属不通”，而“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