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打量一下这个陈炯明了。且不管他在“正统史观”中的地位和名声如何，他个人品行出色这一点，连孙中山也不得不服：“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而在政治上，他亦绝非“草泽英雄”毫无见识。他在当时不仅反对军治和党治，对“一党专政”深恶痛绝，称其“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对“训政”更是直言挞伐：“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以他这样一个军阀身份，对民主政治能有如此“灼见”，几乎站到了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同一高度上，实属难得。

　　“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曾经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对泰山无字碑的解读，我不满足于那种“爬罗剔抉、排沙简金”的史海钩沉，而是想通过一座无字或有字的碑，读出其中的几多“历史深意”。从两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到两千多年后的“党权高于一切”，也许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和巧合。秦朝的“无字”是焚书坑儒，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民国的“有字”则是舆论一律，只允许人们有一种思想。而这一切，只因为“中国的政治传统在本质上是专制的”（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王夫之语）。晚清以降，不知有多少先贤诸公、革命志士想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破败格局，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从百日维新的康、梁，到为民主自由牺牲的第一人陆皓东，莫不如此。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总算是“否定了两千年来的政治体制”（黄仁宇语）的话，那么1913年的二次革命，其实际效果，却直接导致了民主政治在中国的一次“流产”，是否可以说，它是对辛亥革命“成果”的另一种否定呢？

　　我无意臧否孙中山先生。他一生革命，东奔西跑，殚精竭虑，在历史上被称为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然而他发起的二次革命，举兵讨袁，授人以柄，确实让当时的中国失去了许多尝试变革的机会。且看孙在总结其失败原因时所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定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可见，二次革命的失败，对孙中山本人来说，在政治上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他之所以后来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之所以将一些有着民主自由思想元素的国民党元老“清除出局”，就因为这时他对民主政治开始产生了某种怀疑，并错误地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不听从他的领导”，从而下决心要建立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的政党，由此也可见孙中山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有着许多不足。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期间，传来列宁逝世的消息，孙中山要求休会三天以示哀悼，并号召大家努力把该党变成列宁主义政党。所谓“以俄为师”，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苏俄的政治实践与中国的政治发展逻辑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对于二次革命，胡适一直抱有个人的看法。晚年在与唐德刚的谈话中，他对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在中国所遭遇的曲折顿挫，始终感到惋惜，认为“那时的北京政府已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而掌握结构的成员，如民初的国会议员，也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胡适杂忆》）。胡适是“西学东渐”式的人物，对民主政治一直有着浓厚兴趣。1913年“宋案”发生之后，很显然，胡适本人是反对“兵戎相见”的;否则到了晚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并以一种过来人的感慨口吻再次否定二次革命。正因为如此，胡适在1929年前后，之所以挑战国民党的“训政”和“党化教育”，态度坚决且坚定，也就不难理解了。从他晚年的谈话中，更可让后来的人——一如我们——以今天的立场来加深对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敬意，这就是：胡适先生一生都渴望中国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胡适渴望走的路，应当说，也是孙中山早年想走的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是在1894年兴中会创立之时。当年康有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孙中山则以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为理想，渴求建立一个“合众政府”。1903年，他在檀香山一次对华侨的演讲中说得很清楚：“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确实是按照美国模式来组建临时政府的。尽管这种模式还显得十分脆弱，但实行代议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推行政党政治，这些对一个刚刚摆脱了千年专制的国家来说，不啻为一个重大进步。1912年的中国，各种政党、社团纷纷建立，一如过江之鲫，注册的政党有八十六个，社团有二十二个。一时间，“民主政治”生机勃勃，千年老树开了花，难怪乎已踏入“城头望月”之境的胡适先生对此仍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