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这念念不忘的背后，我们似乎还应当说点什么？若以今天的眼光看，无论如何，1913年的二次革命在其本质上都是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或者说，是国民党的一次自杀行为，显现出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局限性，酿成了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提出“以俄为师”的心理基础。我的朋友邵建在谈及此事时认为，设若当时的孙文们不是采用武力，而是以甘地对抗英殖民者的“非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宋案”（国民党内确有“法律制袁”的意见），就不会给袁世凯在日后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留下把柄，此话不无道理。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审视这件事时也说，他“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孙中山的责任似乎更大一点。因为，二次革命从法理上来说是“非法”的，因为当时的国会还在，采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并非一点没有。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刚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框架中，政治家们对当前时局的认知，以及选择解决这一“政治纷争”的方式，都将深刻影响这个婴儿般的“新政体”能否获得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也就是中国政治未来的端倪。不幸的是，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在此时却“迷路”了，他们最终选择了“兵戎相见”。其结果是，民国名存实亡，内战连绵不断，这就是梁漱溟先生1922年斥责“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的根本原因。

　　甘地有句名言：“未来依赖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对1929年来说，国民党在中国全面实行“一党专政”，所依赖的是1924年“以俄为师”、引进“党治制”这个事实；1924年引进“党治制”，所依赖的又是1921年对苏俄政体的推崇备至，因而放弃对西方民主宪政的追求；放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恰恰又是依赖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不知所措；而这一切，说到底，又统统依赖于中国政治传统“固有之血脉”的重大影响……于是，让我们再回到民国十八年，遥望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的“未来”，拼合前因后果，结局早已命中注定，而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就是“现在做的事情”。对此，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想不到，对泰山无字碑的解读，末了，竟让我生出几许悲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