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拒绝权力,在需要拿起权力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握住权力之剑,在艰难环境里杀出一条血路,就像他刚刚毕业就敢做“大项目经理”,去开辟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市场;他又不是一个对权力恋恋不舍,将自己的价值维系于权力的人,必要的时候,他能放得下权力,并且体面地离开,就像他在离开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时一样。
在他的家里吊着拳击用的沙袋,这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个性格粗暴,极具攻击性的人。而他留给员工的印象却是没有架子、特别随和,从香港出差回来甚至会给公司每个人带礼物,男的每人一包香烟,女的每人一盒巧克力。
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和特点,让季琦成为携程团队中最适合做开路者的人。在一张白纸上勾画出美丽图画的最初轮廓,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好几遍,他知道在哪里留白,在哪里浓墨重彩。他也清楚地了解创业的艰苦,尽管有媒体渲染“创业之初,携程旅行网与协成科技共用一个办公室,毛坯房子,中间仅仅用屏风隔开,电话线满地都是”的情景,尽管范敏后来把携程的创业称做“两把菜刀闹革命”,但是相比天津路86号不时有老鼠蹿过的老旧办公楼,相比岳阳路40多平方米、一切需要重新布置的空荡荡的房间,相比协成科技最早的“一穷二白”,携程的境况即使不比它们更糟,也绝不比它们更好。熬过这段艰难时光,季琦不仅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有足够的亲身体验。
季琦锐意开拓,但又不会去冒过高的风险,他的信条是“想法胆子要大,做事胆子要小”。他清楚地知道,“就像汽车刚刚启动时烧的汽油很多,刚刚创业时必然需要很多资源,会烧掉很多钱。”该烧的钱要烧,但是他不会像很多缺乏经验的互联网公司那样挥霍拿到手的风险投资,他知道赚钱不容易。几年之后,携程已经成功上市,他说起1999年携程烧钱打广告的事情依然心痛不已,“当时在首都机场立了一个灯箱广告,花了我们100多万,都可以买一幢别墅了”。那时候,上海一幢普通的别墅只需要这个数字的一半。
他搭建起携程的框架,让这个公司从一个构想变成现实,变成媒体报道的对象。当另外三个创业伙伴在携程拿到第二笔风险投资的时候才辞去工作全力投入携程,他并不认为三个伙伴的做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是个讲义气的人,而且“本来就在海里”,不需要从岸上往下跳,风险最大的时候当然要由他来承担。况且,他结束甲骨文的分包业务,卖了100多万元,也是不小的收入。当他从携程CEO变成同梁建章共管携程的联席CEO,再到让出CEO的位置,他也没有使用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面对这种局面时通常采取的手段—打一场权力保卫战,他觉得在一个团队里必须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企业在不同时期也需要不同的领导者。
所有这一切,都是携程得以幸运地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原因。它没有像那些挥霍无度的互联网公司一样短暂闪耀之后就死去;没有像传统民营企业那样在内部权力争夺之中消耗掉自己的战斗力。它不是没有走过弯路,但是很快被调整回正轨;它不是没有遇到过困境,但它的团队携手同程,撑过了艰难时世。如果是一个投资家,在面对这样一家公司的时候,他有什么理由不拿出钱袋,购买这家公司的远大前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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