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以前，中专可不是成绩落后学生的集中地。相反，能够考上中专的，都是班级中的优秀生。他们通常家境贫寒，这成为驱动他们努力学习的力量，因此，他们通常成绩优异。然而，无论窘迫的经济条件，还是当时十者取一的高考录取率，都成为横在他们面前的鸿沟—如果继续读高中，未来的出路唯有高考。没有人能确定自己必然会在那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中取胜，即便闯过了这一关，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也只意味着一笔新的开销，以及推迟4年成为家庭收入来源。

    于是，考取中专成为最明智的选择：在那里可以学到专业技能，不会像高考失败的高中毕业生那样难以找到工作。而且，只要花三年时间，就可以工作赚钱。这让每年的中专考试变成一场比中考激烈得多的角逐，只有少数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才有可能胜出。

    在这场角逐中，季琦也没能如愿。虽然他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可是外语只有17分，这让他的成绩比录取分数线低了0.5分。

    同大多数的乡村教师一样，季琦的初中英语教师也不是科班毕业，甚至不会教学生音标，连他自己都跟季琦说：“你把数学学好了就可以，英语学得怎么样无所谓。”

    一直到高中，季琦才遇到一个要求异常严格的英语老师，要求学生背诵每一篇课文，自己搬个板凳坐在教室门口，学生背不出来就不让进教室。这套死记硬背的办法看似蠢笨，对于培养语感却非常奏效。通过高中几年的学习，季琦的英语才有所提高。

    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季琦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事实上他对这所学校并不了解，只是看到介绍上说是“改革开放的先锋”，觉得应该不错。在老师灌输给他的理念中，上海的高校只有复旦大学才是好学校。当季琦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拿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母亲问他：“你读了交通大学，是不是以后坐火车就不用花钱了？”季琦回答：“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假如没有考取大学，季琦日后的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南通号称“建筑之乡”，这是一个盛产工程队的地方，他们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份，以及海外四十多个国家。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南通籍施工人员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工地上。一个南通人，从事建筑业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南通的建筑业风气如此浓厚，即便是考上了大学的季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也依然受到影响。填写志愿的时候，季琦的班主任建议他报考工程力学系：“学力学好，以后可以帮别人算土方，少算一点，给包工头省了钱，会给你发奖金。”等到季琦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才知道工程力学是用来计算潜艇的受力、导弹的起飞速度的，不是给包工头算土方。1985年9月，季琦踏进了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交通大学古色古香的朱红大门。

    考入交通大学之前，季琦从没有离开过家乡，季琦的父亲将他送到了上海。1985年的大学，还不是新生入学时父母多过学生的时代，季琦的父亲也没有对他特别优待。刚到上海，父亲就拿着土特产去串亲戚了，临走时告诉季琦：“儿子，你就在这等着，没事，交大会来接你的。”季琦独自拎着三个包，看看左右，用南通土话向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人问道：“你也是来上大学的吗？”

    季琦的大学生活由此展开。他知道自己来自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没有钱，讲一口南通口音的英语，第一次见到上海交大的图书馆时居然被震住了，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书。对于他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拼命读书。4年大学本科的时间，季琦都泡在了图书馆，读哲学、读历史、读毛泽东的传记。大学带给他的最大收获还不是专业知识，而是让他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的生命相对于世界是十分短暂的，或者庸庸碌碌、平淡无奇；或者积极向上、奋发作为，都是度过一生。但二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人生的价值也因此而迥异。”追求自我实现，成为季琦的信条。

    不过，当1989年季琦即将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

    1989年的政治风波直接影响到了这一届大学生的分配，加之季琦的专业应用面不广，工作很难找。在上海找不到，他就回到家乡南通，提着烟酒去求人，最后，南通第二设计院终于答应接收季琦。

    如果季琦就此?入南通第二设计院上班，这个世界上会多一个建筑设计师，少一个创业家。但是，从农村考入上海，毕业后却不能留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大城市，总会让人感觉大学白念了。一直想自我实现的季琦更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斟酌之后，他决定回到学校报考研究生。这次，季琦换了一个专业，他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机器人专业。季琦寻思，这应该是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京城作家石康在小说《晃晃悠悠》中讲到19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问题：有人想当居里夫人，有人想当作家，但是“所有这些理想在1995年全变成了想当大款。这便是19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历程”。

    比1968年早两年出生的季琦在读研究生时同样赶上了都想当大款的时代。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核心便是肯定市场经济的地位。

    “南巡”讲话再次开启了中国人的经商热情，这一次的经商规模是空前的，据说当年便有12万官员辞职下海。

    大学校园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真空，实际上，全国高校涌入这一轮经商热潮的教师、学生数量多得难以估计。当时，河北白沟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到处都能见到由内地高校的学生，甚至学生会和教师组成的采购团，他们采购的生活用品，很快就出现在各自的校园地摊上。几乎每一个学生宿舍，晚上都会响起敲门声，打开门，就会有一个学生探进头来，推销从方便面到打口磁带等各种各样的物品。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高校，由于各种便利条件，学生们从事的商业活动远非内地高校学生兜售方便面的小打小闹所能比拟。他们很快发现，最简单，也是获利最大的生意，莫过于追随他们的师长几年前走过的道路：卖电脑。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计算机在中国普及的开端。1992年，联想集团已经提出了家用电脑的概念，一个巨大的市场已现雏形。如同所有商品的价格曲线一样，在90年代初期，一台今天看来早已应该被淘汰的电脑，在那时却能卖出难以想象的高价，其中的利润可以高达数千元。

    而且，赚取这每台计算机高达数千元的利润，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时政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这样描绘8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公司：“整个80年代，人们都是手持一把改锥，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零件组合起来，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由一人独自完成，其情形有如今天商家柜台后面的攒机商。”“由于当时计算机尚未形成大宗消费品，商家进出数量极少，所以平板车在80年代一直垄断着中关村电子产品的运输……当时，骑在平板三轮车上的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来自附近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个大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