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着说）：“好吧，下面是我真实的回答，不过不代表官方意见：如果他双膝跪下，在撒满碎玻璃的地上，张着嘴，伸着舌头匍匐前进，我们再商量。”

　　乔治（笑了）：“好吧，以后再跟你联系。”

　　乔治说我从未说过“不代表官方意见”这句话，但是我的确说了。可这并不重要了，即使是开玩笑，我也绝对不应该开那种玩笑。

　　第二天早上7点，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了焦虑。

　　“你想自寻死路吗？”他问我。然后他告诉了我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我的关于帕特·布坎南跪在玻璃上伸着舌头的话被登在了《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的头版。

　　我的胃搅作一团。我狠狠地诅咒了自己一分钟，便开始起草我的道歉信。第一封给总统布什先生，因为我的原因，又为他增添了一件令人焦头烂额的事情；第二封给帕特·布坎南，为我所说出的本年度最没品位的笑话道歉。

　　我在给帕特·布坎南的道歉信中写道：“请您相信，如果有什么人应该匍匐在地上，那非这位新闻秘书莫数。”

　　这一切都糟糕得让人不敢相信。但在报纸的头版上，看到我所说的那些话还不是那天最糟糕的事情，更令人痛苦的部分还在后面。我让部门里的一位年轻人——马特·迪卡麦勒(Matt DeCamera)亲自给帕特·布坎南送去我的道歉信。现在还早，如果我来得及，还能赶在公众从康顿那里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把影响降到最小。

　　“坏消息，”马特送信后不到一个小时，又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布坎南目前在华盛顿中心医院（Washington Hospital Center），他今天要接受心脏外科手术。”现在，马特已经没时间跟我兜圈子了。

　　“我的上帝！”这是我那时唯一能说出来的一句话。我感觉糟透了，这并不是为我自己。“他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他死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可能就是我所说的无聊的玩笑。”我对自己说。激动和痛苦同时折磨着我，我现在不那么在意总统对我的看法，更关心帕特·布坎南的身体健康。我把信和足够的现金塞到马特手里。

　　“立刻去华盛顿中心医院，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布坎南后再离开。”我一边说一边把他推到了电梯门口。靠着熟人的帮助，马特巧妙地摆脱了华盛顿中心医院门卫的把守，找到了帕特的妹妹——贝·布坎南（Bay Buchanan）。贝·布坎南在接到信后一个小时内给我打了电话，证明了布坎南家族比我更有教养。

　　“别担心了。”当我在电话这头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道歉的话时，她对我说，“我给帕特读了你的信，他笑了，还开玩笑地说他曾说过比这更糟糕的话。”

　　谢天谢地，帕特·布坎南的手术很成功。我也并没有因此被炒鱿鱼，生活还在继续。现在我知道你正在想什么。经过了1982年莫里斯·凯的事情、1992年帕特·布坎南的事情，到了2002年，我应该有了足够的教训了吧？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学到的教训就是在犯错误时，赶快讲实话并且道歉。至于错误，还是在不断地犯。

　　友军误伤事件：一旦决定调查某事，必须马上去做

　　“9·11事件”后的前几个月里，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五角大楼工作。我并不是在抱怨，只是在讲一个事实。当人们问起我如何忍受压力和远离家人的痛苦时，我就告诉他们：“很简单，我认为军人们，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做着辛苦的工作。我晚上可以回家，可以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看看我的孩子，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们已经睡了，但我至少能看到他们。不像有的父母，每次离开家都要好几个月。”我总觉得，我的工作还是轻松的。至少没有人朝我开枪。

　　12月就快要到了。我父亲和丈夫的生日都在12月，我还没想好怎么为他们过生日，但我已经想好如何给我女儿庆祝生日了。12月5日，她就要5岁了。对她这么大的孩子来说，过生日是头等大事。

　　这天一早就坏事连连。在12个小时前，为了支持坎大哈(Kandahar)北部反对力量，一架B-52飞机向友军开火。3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死亡，另外19名美国士兵受伤。5名和美军合作的阿富汗人被打死，另外20多名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