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机上的信息来自陆军上校乔治·瑞艾德森(George Rhynedance)——我的高级军事助理。就像他通常所发的信息一样，这条信息言简意赅：“出问题了，回电话。”

　　手机的来电名称我立刻就认出来了，是和我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位主编。

　　政府内部安全电话是从五角大楼通信系统打过来的。为了防止我没开呼机，是乔治让他们打给我的。“我们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我回电话时，乔治对我说，“我们认为，可能事实上确实存在有人阻止媒体报道送伤员回国的情况。”

　　不可能，我想，绝对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政策要求如果有严重的友军火力误伤事件发生，应允许新闻媒体对其进行报道，以便给类似事件作参考。

　　“赶紧弄清楚瑞诺基地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给我打电话。”我的叫声把生日晚会上孩子们的喧闹声完全压了下去。紧接着，我给这位主编回了电话。这位主编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打电话打扰我的。

　　“你知道你们的人把记者们锁在一个箱子里，不让他们报道瑞诺基地的友军火力误伤事件吗？”这位主编问道。

　　“真是不敢想象，”我说，“我马上去确认，然后再给你回电话。”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我不得不作出最坏的打算。

　　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同样的抱怨：“你们的人把记者锁在一个箱子里。”在瑞诺的战地记者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才和他们在美国总部的编辑取得了联系。“吹风会”时的点点滴滴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如同洪水一般的指控。

　　第一个问题就是措辞的差别：位于瑞诺的海军基地的人们不会把那个地方称为箱子，他们认为那是一间房子，当然是比较小的房子，也有人管那里叫仓库。虽然我没亲眼看到，可很多人已经告诉我，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不管它是什么，下达命令的军官的本意是好的，我们中99%的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当这位军官看到受害者被送回瑞诺基地时，他首先想到了他们的家人。他不想让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他们最爱的亲人发生了悲剧，因此这位军官命令媒体记者都离开。他的本意是好的，但却违背了我们的政策。

　　但最大的问题出在我的身上。首先，我应该能预料到当友军火力误伤事件发生后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情况。这些受害者是不幸的。我们每天都尽力完善五角大楼在这次非常规战争中各个方面的政策。我本应该在友军火力误伤事件发生以后就想一想我们该做什么，但我没有。

　　其次，我并没有很快对此事作出回应。媒体记者——特别是与五角大楼有长期联系的记者们，他们掌握的消息比任何人的都更为全面，也更为迅速。我本应该在早上的“吹风会”时更关注那些提问和电子邮件。

　　最后，如果你说你要去调查一件事情，那么你就去做。“吹风会”以后，我就去处理其他问题，然后直接回家，把自己在“吹风会”上的承诺抛在脑后。

　　在之后的时间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都承受着我应得的痛苦。你一定知道如果你这一天中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霍华德·库兹(Howard Kurtz)打来的，你就要明白这天会有麻烦了。霍华德针对媒体记者进行报道。他经常很尖锐地指出，处理媒体记者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给一个媒体记者回电话并不像给采访你的记者回电话那么重要，但霍华德消息灵通，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并且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因此我还是马上给他回了电话。

　　“公众都很愤怒。”他说，事实确实如此。

　　“是的。”我说，“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做那样的事情有违我们的政策，与我们接受的教导也不相符。这本不应该发生，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那时我也不清楚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次我下定决心要履行我的承诺。那天上午我们确实这样做了。我们给所有的主编都发了电子邮件和传真：

　　我们向你们道歉。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支持新闻媒体报道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方面，我们的准备工作不够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