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塔那摩基地：以新的方式，管理非常规战争中的战俘

　　2002年1月，我们将阿富汗的敌人关押在古巴美国海军基地中——按照军队的说法，这里叫关塔那摩（GITMO）。这里的一切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关塔那摩也是一个新的基地。这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决定。在一场传统战争中，你会把投降的敌军遣返回国，但问题是很多犯人并不忠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宣布永远与美国为敌。他们属于法律定义范畴内的“战士”吗？他们应该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吗？他们有资格得到何种法律陈述？在离麦阿密、佛罗里达400公里远的基地，这里有什么安全隐患吗？这里的设备是什么样的呢？

　　媒体对这些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希望知道每个方面的细节，甚至包括交通、装备、审讯、洗手间的设备。人权组织则在他们被送到关塔那摩之前，对他们所受待遇表示出了担心。

　　我认为有些担心是发自内心的，但有些——特别是某些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担心——是为了迎合他们本国的政治舆论。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也包括我的基本法律常识是从收看《法与制》节目中获得的。所以，在“9·11事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很少有人能够彻底地了解我们当前的法律情况。甚至很少有人能想到，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管理这些非常规战争中的战俘。他们不是偷车贼，甚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俘也不相同。传统战争的规则——将投降的敌人遣送回他们的国家——已经无法应用到现在的战争中了。因为敌人并不是一个国家，甚至没有一个精确的地理概念。我们暂且先把他们根本就不会投降这件事放在一边。

　　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时候战俘能受到良好的待遇。即使律师曾表示“基地组织”成员不属于法律范畴内的“士兵”，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但拉姆斯菲尔德、总统和其他一些官员还是曾反复表示，战俘会依据原则受到合理的对待。

　　当第一批战俘抵达关塔那摩的几天之内，我们尽可能让全世界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向国会和其他管理人员做了简报，向国内外的朋友和盟国做了简报。我们利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做了简报：

　　2002年2月14日

　　国防部部长助理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e）：到目前为止，有414名战俘关押在阿富汗；20名战俘关押在关塔那摩。很显然，公众对战俘待遇存有很多疑问。我希望能给你们，确切地说是与你们一起分享一些情况的细节。每天，战俘们都能分配到符合他们生活习惯的食物。每天，他们都有洗澡、运动、身体检查的机会。

　　仓促公布的照片：付出一半的努力并不能成功，必须尽你所能

　　很显然，大家对此并不满足。在新闻“吹风会”上有更多的提问，人们希望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亲自近距离”地深入营地，去看一看战俘们的情况。

　　我的本能反应是向公众公开那里的情况。让摄像机的镜头进入关塔那摩，这样的话，每一个人——从那些来自国外的批评者，到人权组织，到关注那里情况的美国人民——都可以看到那里的情况。我们并不想隐藏什么；相反，我们站在有理的一边：我们保证战俘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问题是《日内瓦公约》特别强调禁止将战俘的情况公布于众。多少年来，律师一直在强调，记者不能接近战俘；对战俘的报道被认为是对人权的侮辱。更具体地说，就是禁止给战俘拍照。而我则站在相反的一边：允许媒体对战俘进行报道，这样不仅可以证明我们遵守公约，而且还能赋予我们各种责任。

　　律师的意见和我的本能想法在我的大脑中激烈地斗争着。我则选择了一种最糟糕的方式：与信息大规模渗入相反，我们把一小部分信息公之于众。经过了与律师和基地官员长期、艰难的协商以后，我们终于可以让记者进入关塔那摩了。但记者与战俘监狱的距离被严格控制在150码左右。150码是个什么概念呢？——他们什么照片也照不到。具体地说，他们照不到任何一个战俘的脸。

　　我们被允许公开来自国防部的某些战俘的照片。我认为这虽然不完美，但总比没有好。但来自媒体的压力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原以为公布一些照片能平息某些批评，但是我错了，而且我错误理解了这些照片可能会引起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