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领导层的气氛异乎寻常的平静。战争准备已经到位，战地记者也随时准备出发。在总统下达最后通牒的两天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得到了可靠情报：萨达姆和他的儿子藏在位于巴格达郊外的寓所中。如果我们立刻发动袭击，整个战争可能就会扭转。拉姆斯菲尔德通知了我，大致向我描述了尚在考虑中的袭击计划。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你怎么应付接下来的问题？”他问。

　　“只要不让我们的飞机受到威胁，我会尽我们的所能让信息公开化。只要飞机离开了危险地带，我们就公布这次袭击。”随军记者已经到位了。很多新闻机构也有他们在巴格达的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会独立报道那里的情况。只要袭击一发生，他们马上就能知道。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把萨达姆个人作为袭击目标。打击敌军的中央控制结构才是我们的目标。

　　为了防止引起在五角大楼工作的记者们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怀疑，很多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时间——晚上8点左右就离开了。在五角大楼里工作的人，都有着令人称奇的“敏感”，大楼里到处都是对战争的推测。我相信有的记者已经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回到家，哄孩子们上床睡觉，打开电视机，就开始不停地转换频道，我丈夫布赖恩（Brian）终于忍不住了。

　　“把遥控器给我！”他终于爆发了，抢过了我手中的遥控器。布赖恩对即将发动的袭击一无所知。这个消息非常机密，把它告诉布赖恩是违法的。我与布赖恩都知道，他在这一点上一直非常尊重我，理解我。我认为他并不想知道关于五角大楼的机密消息。他只知道不管看什么节目，不管是看娱乐体育电视台或是别的电视台，都比看我毫无耐性地不断换台要好。

　　随军记者的任务：让人们零距离地感受真实的战争

　　袭击发生在当天深夜。第二天早上，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吓昏了那些已经毫无组织可言的伊拉克军队，他们本以为会先发动空中袭击。我一整天都在与中高级将领进行联系——包括五角大楼和位于卡塔尔的中央司令部，确认这些随军记者的工作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在原本的计划中是不该出现的，包括军队部署被公布等，行动总指挥汤姆·法兰克斯甚至要取消所有随军记者的行动。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干涉法兰克斯的做法。正处在战争最关键的阶段，他掌握着上千人的生命。我怎么能再给他找麻烦？但我认为随军记者的报道不仅对军队有利，而且从外交对话层面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决定试一试。快到晚上的时候，我用家里的安全线路通过五角大楼与位于卡塔尔的法兰克斯将军取得了联系。我必须大声喊，才能让他听到我的声音。

　　“将军”我开始说了，“我听说我们有了一些问题。”

　　“是的！我们确实有问题了。”他说。

　　我开始陈述关于这件事情的理由，试图说服法兰克斯，向他保证我们会改正这些问题，并且我们已经有了对策，这时候电话线突然断了。我再次打了过去。毫无疑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忍受着法兰克斯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过激反应。

　　“你还想和他通话，女士？”他结结巴巴地说。在我给出肯定答复以后，法兰克斯又接起了电话，我再次向他解释时电话又断了。就在这时，我三岁的儿子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妈妈，你说话的声音太大了。”他抱怨说。

　　电话断了好几次以后，我们终于完成了通话。他知道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并坚持听完了我的建议。法兰克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他说，“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随军记者计划还将继续。”

　　第二天早上，我还要通过视频会议“看到”法兰克斯，我们每天都要通过视频与法兰克斯进行简要汇报，对于法兰克斯的反应我感到非常紧张。我深知他肯定还对我非常生气。所以我决定先做点什么来打破僵局。

　　我让工作人员为我制作了一个写着“我爱法兰克斯将军！”的标语。这些军人甚至还帮我做了一个举着弓箭的丘比特贴在标语牌上。在视频会议开始的时候，法兰克斯看到拉姆斯菲尔德端坐在那里，而我，把这个标语举过国防部部长的头顶。

　　法兰克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