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些小小的不如意，但大体上，在整个战争中，随军记者的工作是非常专业而且负责任的。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公共事务方面所犯的错误比他们多得多。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有机会报道最重要的消息，但这些消息有可能造成军队的人员伤亡，因此，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放弃了报道这些消息的机会。他们的责任感在第一个晚上显得尤为明显。一些记者被派到航空母舰上进行报道，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负责执行对萨达姆袭击的配合行动。我们规定在袭击发动前不允许他们报道任何消息。他们本来可以试图报道关于航空母舰上的行动的消息，但他们没有。一直到我们的飞机离开危险地区之前，没有一个记者对这次行动进行过报道。

　　记者们的报道能力令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第一天，对伊战争的报道已经不是战争的硝烟，而是战争的真实画面。”2003年3月21日，《纽约时报》的艾乐山达·迈克里斯托(Alessandra Stanley)这样写道：“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凌空而起，美国坦克穿过科威特边境进入伊拉克。与1991年的整个战争相比，我们在一天中，就在电视上看到了更多的战争的真实场面。”主编们开始为成倍的工作量和如何审阅记者们发回的大批的报道感到担心。

　　最先发回的报道是令人满意的（尽管这个决定令法兰克斯将军大感头痛）。《今日美国》的编辑在3月27日将当时的情况总结了一下：

　　在美国国内，人们都惊讶于他们可以如此简单、如此迅速地掌握战争动态。幸亏有了五角大楼关于随军记者的决定，美国国内公众才能随时掌握战争的情况。有500多名记者随军前往伊拉克进行报道，这样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回报，他们同意不报道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关键信息。越南战争是第一次“客厅战争”，但伊拉克战争是第一次向美国国内的公众实时报道战争情况的战争。

　　《纽约时报》的大卫·卡尔(David Carr)在3月底的一篇报道中解答了公众一直关心的问题——报道重要战况的随军记者是否是由所在部队选派的：

　　现在有了一种新的报道战事的标准，一种公开、直接的方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记者、士兵或读者是否对这种新的方式感到满意呢？记者们表示他们能够公正地报道战况，但由于这种新的制度，他们保持独立的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根据汉普顿·赛斯(Hampton Sides)2003年3月24日在《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种疑虑比战争开始时多了许多——“人们都在拭目以待，一旦战争开始，记者能够报道的权限还有多少。但五角大楼确实希望我们亲临战场进行报道，准确地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

　　批评总会存在的，关于安排随军记者的问题一直都有批评的声音。很多人担心随着战争的发展，记者的观点会被美国军队同化。这种分析是客观的，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发生了这种情况。

　　你所要做的就是看看我们的报道——不管是报纸上的还是网络上的，你会看到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里，有多少真实、直接的报道。随军记者向总部发回了大量的新闻资料，有的甚至是现场直播，总的来说，新闻报道都是真实的。无须“分析家”或华盛顿总部的某位军方高级发言人来做评论，光是记者们的真实报道就足够详尽了。

　　“你知道有种说法是‘畅通无阻’吗？”2003年4月，我在一个60分钟的关于随军记者的访谈节目中，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史蒂夫·克罗特(Steve Kroft)说，“我们大约有700名独立、客观、灵敏的记者，他们对战争的报道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你仿佛来到了战场……你还能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这一切吗？”

　　比我们在华盛顿或者象牙台里作出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记者对他们所在部队的工作进行了赞扬。《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的记者葛伦·贾文(Glenn Garvin)的报道标题是“前线上的新盟军：媒体，军队”，他在文章中，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安排随军记者的利弊。“不应该说随军记者的报道受到了所在军队的影响，”他在2003年3月27日这样写道，“战地司令员根本无暇去操纵媒体记者的工作，”他援引了跟随第三步兵团侦察营一同行动的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记者沃尔特·罗杰斯(Walt Rogers)的报道，“这里没有公共事务官员。所在部队的司令官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是否会有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