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早报》（Dallas Morning News）的记者道格拉斯J·斯文森(Doug J. Swanson)在2003年3月23日的报道中，强调了这些随军记者是如何近距离地感受真正的战争：

　　星期四，第一军发动对伊拉克的地面进攻时，《达拉斯早报》的记者吉姆·兰德(Jim Landers)也跟随着这支部队。他说，他和其他的记者能够亲眼见证这场战争。“我们坐在两栖装甲车的后面，距离坦克车队只有几百码的距离。我们能看到纷飞的炮弹，也有人向我们开枪。炮兵部队在我们的周围。”

　　在晚上，他和其他的记者利用卫星电话报道地面战争的情况。

　　“这种感觉好像记者们乘着登陆艇，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登陆日那天，我们的记者正在登上沙滩。”他说，“如果你有机会真正体会这些，我想你就别无所求了。”

　　很大程度上，安排随军记者实现了我们的目的。战争开始后，《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伊拉克士兵化装成平民的照片，很明显他们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当我把这张照片给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看时，我说，“即使我们说一千遍伊拉克士兵化装成平民百姓，但还是会有人不相信。”让国际新闻媒体来报道萨达姆的暴行无疑是一个胜利。

　　虽然有很多不乐观的预测，但阿拉伯世界并没有出现战争。大多数人认为萨达姆的行为是非常“荒谬”的。晚间的喜剧节目开始把他的发言人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Mohammed Saeed Sahhaf)称作“好笑的阿里”。大部分萨哈夫的简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在过去，萨达姆的很多声明都被简化为“他的报道”：萨达姆政权这样或那样说，但美国否认了这一说法。由于有了随军记者，他们的可信度变得岌岌可危。有一天，电视上的一个画面向我们展示了随军记者的力量：在电视屏幕的一端，萨哈夫正在宣布伊拉克军队在巴格达机场击退了美军；在屏幕的另一端，美军坦克正隆隆地开进这座城市。

　　这些报道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通过这些报道，美国人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军队的英勇与机智。就像看完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那样，我们只能对我们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表示敬佩。当你看到这些英勇的士兵，而且知道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时，你就会对他们肃然起敬。

　　有一次，凌晨四点，我站在厨房里准备我当天的第一个发言，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正在报道他所在部队的行动。我放下咖啡，放下笔记本，认真地听起来。他的报道非常吸引人。我认为，简直就是引人入胜。我几乎已经想不起此前最后一次站在收音机前，没有工作、没有日常琐事，只有认真地倾听，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当然，我的工作就是密切关注我们军队的情况，但随军记者的报道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场战争。在战争前期，当我在华盛顿街头走过时，我无意听到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的对话，她们看起来就是小甜甜布兰妮的追星族，而不是关注军队的女孩子。她们正在谈论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的节目。

　　“你能相信昨天第一海军陆战队做了什么吗？”一个女孩对另一个说，她们正在谈论前一天晚上，海军陆战队以惊人的速度进驻巴格达的事情。不管是否赞成这场战争，随军记者都让人们看到了我们的军队应该得到我们的赞赏与支持。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去国会参加五角大楼的新闻“吹风会”。为了以防万一，陆军上校瑞艾德森一般都让我提前几分钟到场。在那里我喝下了那天的第10杯咖啡。当时已经快到中午了，一个女人冲到我面前紧抓着我的胳膊，这让瑞艾德森将军感到非常不满意，他一直把保护我的安全视为他自己很重要的责任。经过调查，我们得知这个女人的儿子当时还在第101师服役。

　　“太感谢你们的随军记者计者了，”她几乎喊了起来，“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我儿子了。我并不是在幻想，因为我肯定看到了他的朋友杰弗(Jeff)，他们一直形影不离，所以那个孩子应该就是我的儿子。能在电视上了解他们的情况真是太好了。我的朋友和我每天晚上都一起在电视前观看关于战争的报道。”

　　战争报道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如果有家人在特别艰苦、特别危险的地方服役，那就更是如此。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在国会和我说话的女士那样充满热情。对于那些挚爱的家人在战争中受伤或死亡的人来说，随军记者的报道给他们带来的只是巨大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