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全力支持国民党”，着手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努力，必然导致国民党中心地位和发展势头的迅速增强。与此同时，又让本来就坚信代表最先进阶级，最反映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也把争取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作为自己“重要而特殊的任务”，结果必然会使国共两党因争夺群众而陷入纠纷，以致出现相互抑制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意识。马林离开莫斯科后不久，维经斯基等人就开始隐晦地批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他们对马林把中共中央搬到孙中山身边去不以为然，断言中共中央设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并不得不通过政治上的种种让步而交换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种种“好处”。他们甚至明确主张，绝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除非孙声明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并与张作霖等军阀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明令马林：“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 [注释：《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3月8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1923年3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28～229、238页。]。

　　事情很明显，孙中山为争取苏援而接纳共产党，想要借此发展、壮大国民党，便利革命。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却更指望中共自身迅速发展，对要不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意见冲突。这种情况难免不会对本来就极其微妙的国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提出了发展为群众性政党的目标，但这样一种目标距离当时的中共毕竟还十分遥远。马林对此更不以为然，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注释：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间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0～191、196页。]

　　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覆。这种情况，对一心希望独立发展并且坚信中国必须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轰而起，不能走军事阴谋或军事革命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开始意识到孙中山的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于是，马林的观点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因为如此，马林回到中国不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国际一些人“想入非非”了。他异常坦率地宣称：“在中国建立群众性政党，今后许多年内都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这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他认为，当前中国唯一重要的工作，只有国民革命运动，也“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注释：《马林致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2月26日、4月3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31、146、196页。]

　　1923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陈独秀开始赞同马林观点，在他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是，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都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我们完全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去。[注释：马林：《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1923年6月12～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27~242页；《张国焘给维经斯基和莫辛同志的信》（1923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