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就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根据各方汇集的情况可知，不仅孙中山对中共的批评强烈反感，而且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情绪。他们甚至怀疑陈独秀等人只是想利用国民党，孙中山委任他为大本营宣传委员长，他却在利用这一职务做同国民党决裂的事情。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面对这种情况，深感为难。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自身的观点，他们无法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问题和不足视而不见，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基于共产国际中共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议，他们又不能轻易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决定是，继续过去的路线，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同时加强有利于国民党的宣传。[注释：《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这样一种方针，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其实，国共关系中的麻烦，也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感受问题，中共自身也困惑不已。仅以中共中央驻地问题为例，马林千方百计把中共中央弄到广州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连马林自己都发现这是一个馊主意。在孙中山身边，任何与孙中山意见分歧的言论都难免会引起纠纷，孙中山严厉批评陈独秀，就是因为得知香港英文报纸不满国民党在广州不能管束陈独秀等人言论的消息所致。而与此同时，把中共中央搬到广州来，原本是马林想要更有效地通过中共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事实上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几乎无事可做。相反，北方政治出现危机，中共反而没有力量去领导和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

　　到1923年7月，马林不仅自己灰心丧气，而且也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眼见在马林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自身的发展宣传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国际东方部对这位荷兰人有理由强烈不满。一位在北京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报告尤其能反映出这种不满情绪。报告称：由于党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注释：斯列帕列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67页。]这样，马林成了东方部官员嘴里的“右派”的代名词，自然不足为奇。当得知马林终于要被调离中国之后，一位东方部工作人员愤愤不平地表达了这些人的心情：

　　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注释：《斯列帕列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