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显然善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党员人数时，孙中山都会以10万乃至20万之数告之。[注释：在达林与孙的一次谈话中，孙告诉达林，所谓十万之众是指那些公开声明支持他的上海学生会和承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各色军队。达林对此非常吃惊。达林1922年见孙中山时，曾特别问到孙如何运用党的力量及国民党员的人数，孙的回答让达林十分意外。因为：“孙中山竟把这十万雇佣兵看作自己的党员！”参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1页。]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缴纳党费者仅有6000人，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3000人。即使这3000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注释：《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67页。]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注释：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6页。]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国民党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如有十万党员）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注释：《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议记录》（1923年12月9日），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28页。]

　　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也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很快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下令成立包括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既要改组国民党，扩大宣传，发展组织，共产党员的作用自然又显露出来。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马上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有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投身到改组工作中来了。

　　鲍罗廷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同时也成功地与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不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理想的目标，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说明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不断地与中共党、团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经常提醒党团领导人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学生都迅速觉悟起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打基础。当然，他坚持共产党人必须步调一致听指挥。他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把关于纲领的准备好的发言稿发给它的代表，而为了不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的人必须有组织的发言。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发言甚至不应有任何修改。” [注释：《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