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同时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他能够使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孙中山这时的一段批示中得到清楚的印象。

　　11月29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指陈鲍罗廷时常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于此似可见“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为苏俄政府所给养”之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注释：转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66页。]

　　这时，孙中山确实在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来往甚至举行会议。但是，整个政纲、党章的讨论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委员会在负责，最后还要经孙中山亲自审定批准，所谓“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自然纯属子虚。因此，孙中山对此明白解释说：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这一段话，对邓泽如等有所批评，但“正中陈独秀之计”云云，却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对中共的不满。十分明显，注意到鲍罗廷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一心希望得到苏联全力帮助的孙中山，难免会对中共与俄国的关系心存芥蒂乃至醋意。他严厉地指出：以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当然，孙中山并不认为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他反对把俄国人与中共相提并论，且因此愈加相信有吸收中共党员入党之必要。他为此特别解释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谕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对］吾党。”“不能以彼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批示最后，孙中山强硬表示，他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注释：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

　　从孙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有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倘若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如果说他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已有领教了。他之所以能够对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因为）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而要受到苏联的干预），我就可以不接受（苏联的）财政援助”，就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注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4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联席会议》（19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