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43、444～445页。]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自然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它反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中共党员虽然尽力保持低调，其所得地位仍显得十分突出。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十。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更占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注释：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对代表产生和推举委员拥有指定和最后决定之权的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注释：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同时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注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特别是同意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虽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鲍罗廷建议的成分在内，它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首肯，也足以反映出孙中山有利用中共发展组织的想法。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要让国民党人理解自己引进共产党员的良苦用心。因此，为了消除有关疑虑，孙中山在这次大会上曾两次发言释疑。

　　大会第二天，孙专门发表民生主义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不同。他说：过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故俄国人极力称赞国民党所主张之三民主义，而中共亦悉心研究并认定救国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注释：《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1924年1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21～23页。]

　　然而，与会的国民党人仍对孙中山的说法表示怀疑，声称既然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来自上海的代表何世桢就明确提出，应当禁止国民党员跨党。对此，中共方面基于内定的原则，反映十分温和，回答亦力求诚恳。28日，李大钊受中共党团会议委托，说明跨党原因，解释中共不能解散，是因为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并非纯粹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其党员要加入中国国民党，自然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的组织。况且中国革命也需要这样的组织在国民党与国际的组织中间做联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并非想要借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共产党的运动。李大钊还郑重保证：“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注释：《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李大钊文集》（下），第704～706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孙中山要的就是服从，有了中共的保证，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动为容共的办法辩白，此事才不了了之。

　　中共组织新立，党员数量寥寥，却能利用国民党在各省组织欠缺又急谋发展的机会，在众多地方党部中取得支配地位，同时一举取得国民党中央重要职权，这自然会让许多老国民党员感到担心。因此，虽有孙中山的坚持和李大钊在大会上的保证，国民党内反对中共跨党的声浪依旧一波强似一波。国民党一大后，广州几位国民党老党员甚至组织秘密小团体以抵制共产党，各地部分老国民党人也纷纷拒绝与跨党人员合作，或拒不到任，或分庭抗礼。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国共两党人员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并导致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