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力图巩固现有成果的中共中央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它在国民党一大后专门召开三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案，进一步告诫党员：“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中国的历史使命”。“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当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决议案提出，“为求本党同志与国民党能圆满的合作”，要尽量避免国民党内发生左右之分歧，“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以免“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甚至，会议还特别提出，在发展本党组织时，亦须十分慎重，不应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今后一切工作均“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才可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注释：《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22~225页。]

　　事实上，在国民党各级部门的中共党员最初也确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去做的。国民党全面开始改组工作之后，中共党员全力投入，自身的组织发展因而受到影响。谭平山就报告说：我们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而现在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我们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他们总是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使我们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据阮啸仙4月间的报告，广东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在国民党内，虽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怀着什么阴谋来利用国民党，看见我们努力的成绩暗生嫉妒，或因我们影响其升官道路而攻击我们，我们都以“忍辱负重”之精神，“为革命家唯一的信条”，不与之纠纷。以至于今天，一般工人、农民只知我们是“好国民党”、“新国民党”，而不知有共产党。鉴于国民党内状告中共的案件日渐增多，尤其众多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一大轻易取得中央及地方高位不满，经中共中央批准，谭平山和林伯渠等还主动请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等职，以示诚意。[注释：《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2月10日）；《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年)》第1辑，第223页。]

　　不过，国共终为两党，中共中央虽有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的规定，贯彻起来到底十分不易。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以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为常务委员兼组织、宣传部长等，日常工作实际上均由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跨党人员负责处理，他们要想在上海执行部分管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4省1市顺利开展党务工作，较多援引自己同志在所难免。北京执行部管辖范围更多达15省，从组织、教育宣传，到青年等各部部长及秘书、助理等，大半也都是李大钊、蔡和森、朱务善、于树德、张昆弟、王尽美等跨党人员担任。国民党原来在北方多数省份就缺少基础，唯一有些基础的北京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又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分庭抗礼，李大钊等要想进一步在各省党部开展工作，亦只能选派其熟悉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其他自己的同情者。汉口执行部管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原委派老资格国民党人覃振、张知本主持，二人均因汉口执行部跨党人员太多而未到任，最后不得不改由中共党员林伯渠主持，结果汉口执行部自然也就成为中共人员及其同情者的阵地。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两党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国民党人不了解的是，如此大量地将为数有限的中共党员投入到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中去，其实也并非中共中央所乐见。

　　一大后，国民党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大量发展党员，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4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两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注释：以上数字多根据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根据执委会各区报告统计，可知上海区原有56人，现有47；汉口区有47人；湘区略增达到149人；京区75人；山东区17人。这里虽缺少广东区的报告，但从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中已知广东区这时也只有同志30余人。即使再加上江西、四川等地的少数党员，总的人数也不过400人左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62、266、275、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