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困惑与尴尬(4)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杨奎松 2008-02-19 04:34

  各地报告党员不见增加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进国民党去了;二因介绍本党同志,务在严极(原文如此),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是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 [注释:《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页。]报告所称后两项原因过去就存在,并没有太多影响党的组织发展,因此受国民党工作影响,导致中共自身组织发展停滞,无疑是这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以牺牲中共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的发展,这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注释:《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二十七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79、785页。]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注释:《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Netherlands,1991,pp.864—866。]维经斯基注意到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公开声明,更是感到不安。他并非不知道李大钊此举乃是中共党团为对付国民党内反对势力的一种策略,未必真有若何意义[注释:根据俄国公布的当时有鲍罗廷参加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可知,针对当时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两党争论问题,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我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本身只是“为了利用它”,因此大可不必过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国民党人进行争论。前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68~469页。]。但他在紧接着发表的文章中,仍旧批评鲍罗廷在这一问题上的指导和态度。有什么必要为国民党制定严格纪律和集权化的章程呢?他为此写道:考虑到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阶级的分子,包括部分地主、工业家和商业资本家的代表,“过于使党集权化的章程,可能在将来对国民党左派不利,如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使国民党变成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毕竟,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它需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具有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特殊使命,它不仅要促使国民党走上反帝和民主化的道路,而且还要担负共产国际所赋予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幻想在国民党内保持绝对的统一,而不发生左右派冲突,是不可能的。维经斯基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刚刚发生的土耳其革命的教训,明确认为,中共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注释:维经斯基:《国民党和中国革命》(1924年4月1日),(俄)《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1期。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31~32页。]

  不难看出,以维经斯基为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让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发展任务的力量。他们过去强烈地反对马林路线,如今进一步发现鲍罗廷其实也在妨碍中共发展。过去苏联大力援助土耳其凯末尔(Kemal)民族主义运动,结果凯末尔取得政权,而共产党成为阶下囚的历史,时刻刺激着他们,必须在帮助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迅速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在加拉罕等人看来,维经斯基等人实在是有点庸人自扰。他声称:这些同志“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考虑到对孙中山的援助力度远大于当年援助凯末尔,并且有鲍罗廷等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直接介入和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中共又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加拉罕根本不相信在中国会存在类似的危险。他坚持说:“国民党在中国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土耳其,越飞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把共产党投入监狱,或者干脆将他们暗杀,它宣布共产党非法,还指责我们支持共产党,因此(同)我们的关系十分冷淡。我们同国民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土耳其,我们只提供了几万支步枪、大量火炮、机枪和1000多万元的金卢布。“在这里我们的顾问参加这个国民革命运动党的中央,我们在这里享有极大的威信,而我们的指示和建议对于党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在广东境内,在国民党执政的地区完全合法地开展自己的活动等等,等等。”“差别是不寻常的”。[注释:《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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