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一样，尽管在莫斯科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还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最终都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几个人做出最后决定，但基于不同利益的不同工作系统之间，从来都难有有效的沟通机制。每个工作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抱着各为其主的心态，都难免从自己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固执己见，除非最高决策层会做出有别于自己部门判断的决定。对中共比较有利的情况是，这个时候，由于苏联在外交上还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孤立，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因此，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很少有人能够轻视共产国际的作用。这种情况自然加强了维经斯基等人发言的力量。不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说些什么，维经斯基等人还是照样我行我素。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它必然趋于妥协，不能奋斗到底，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而我们的同志实为左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削弱国民党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做法，并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与一致的缺点，必须了解：“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因此，应努力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绝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不但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只能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用国民党的名义加以组织。在工会运动方面，必须由我们自己组织纯粹阶级斗争的工会，而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鉴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 [注释：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233、237、243~244、253页。]。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中共放弃自我约束的谨慎政策，重新采取积极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会议并没有否认继续扩展国民党的必要性，并且肯定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同属左派，但反对盲目扩大国民党，反对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主张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些都必然会使国共两党之间已有的隔阂与矛盾更为加剧。再加上中共本身的干部资源十分有限，又要肩负国民党的工作，又要把重心转到发展共产党方面来，结果必然会顾此失彼，引起国民党人更多的猜疑。其实，早在1922年底，国共两党因共产党员跨党所引起的矛盾就已经显露出来，上海、北京、汉口等地都有相当多的纠纷发生。以北京为例，国民党人早就结社拒绝“二重党籍”者加入。李大钊被委为北京支部总干事后，依照国民党改组计划设立“青年国民俱乐部”，结果反而形成新的纠纷。至国民党一大推选代表，到北京执行部成立，选用干部，中共中央虽有明文要求避嫌，真正要想做到也相当困难。毕竟派往周边各省市组建党部的同志，大都是自己人或同情者，遴选范围十分有限。而愈是这样，就愈会造成壁垒森严的局面，双方的隔阂也就愈深。[注释：包括成立北京执行部，初亦因如何解决跨党人员与其他国民党人之间的配合问题，大伤脑筋。见《汪兆铭为整理北京党务致廖仲恺胡汉民函原件》（1924年4月17日），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77～278页。]

　　孙中山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通常总是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他的治党原则就是要求下属服从。他对党内任何担心和怀疑共产党作用的意见从来都是一句话：我自有办法。他最反感党员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包括对接受共产党员入党一事，其态度也是：“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 [注释：孙中山：《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1924年3月2日），转见?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54页。]只要我、汪精卫、胡汉民等“综合派”居中调和、掌握，“定可支配大局无疑” [注释：《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中山：《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年2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