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心态，多少与他在思想上将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有关。他一向自认革命要靠他这样极少数“先知先觉”者想出道理，想出办法，居中把握，同时取得相当一批“后知后觉”者的拥护扶助，身体力行，最后推动大批“不知不觉”者冲锋陷阵，才能成功。从这一认识出发，孙中山坚持党内一切都要由他独断独行，过去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入党者印手模宣誓效忠是如此，如今换了中国国民党，其对下属的要求也无多少改变。他显然对他的国民党充满自信。他曾不无骄傲地告诉那些满腹疑虑者说：“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他认为即使中共服从三民主义并非真心，也不要紧，只要其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就对我有好处。“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哉？” [注释：孙中山：《与青年党员某君的谈话》（1924年1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0页。]

　　那么，孙中山就真的毫无戒备之心吗？也并非如此。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孙中山虽然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他同时也指定明明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注释：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五人为候补委员，也均为国民党老党员。]，并赞同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注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73页；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第132～133页。]。因此，孙中山这时对那些纷纷告共产党状的老国民党人，不仅从来网开一面，而且每每相当坚定地告诉他们不必过虑。比如，国民党一大刚一结束，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等人就私下召集华侨及各省党员数十人，秘密集会，商议如何应付共产党问题。此事随即被人告发。鲍罗廷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孙中山对四人予以申斥。孙为此召四人当面询问。鲍罗廷记述当时情况说：他们几个在孙中山面前表现得像“胆小鬼”一样，都不敢承认自己有小集团活动。一个说自己是偶然参加进去的；一个说自己原打算向孙报告的；一个“张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话卡在嗓子里，脸在抽搐，脸色发青”；只有一个人表示不满：为什么共产党人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孙的老国民党员，连开会都不行？” [注释：《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47页。]无论鲍罗廷所述是否真实，孙中山对四人显然没有任何惩戒的意思，只是循循开导而已。几天后，孙中山发出通告，宣称他对四人的解释“甚满足”，“此事当作了息”。[注释：孙中山：《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4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8页。]不久，汉口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因纠纷被停止活动，孙还特意选派对中共极端反感的刘成禺前往，“全权办理湘鄂豫军政大事”。据刘成禺记述，行前孙中山特别告诉刘说：要他去，就是因为知道他“与共产党人水火”，故让他远离党务。当时，刘成禺强调共产党跨党居心不良，孙当场表示：不必在意其真心与否，“只问我诚不诚”。“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 [注释：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23～224页。]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默化之”，指的就是希望能够使共产党人最终服膺三民主义的意思。将其概括为“溶共”，也并非不可。毕竟，孙中山从来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张，其他一切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凡有符合三民主义内容的地方，都可概括于三民主义之内。孙虽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的说法，却并不等于他相信二者毫无差别，否则他也就不必坚持要越飞公开声明承认“共产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了。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很快就全面阐述他的三民主义思想，详细说明二者的区别。从中可以了解，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

　　孙中山明确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以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为中心，在这一点上二者没有不同。不仅没有不同，而且还应该是“好朋友”。但孙中山认为：马克思（K.Marx）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民生主义则相信“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因为人类要求生存，便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因为人类不断地基于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才发生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这里，阶级战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病症”，并非社会进化的原因。马克思“倒果为因”，甚至断定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因而主张用农工专制和革命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许多事实与预想不符，造成无数纷争，这是二者的区别。所以，讲民生主义，也讲共产，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更不会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