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联络委员会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至少在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看来是异想天开。因为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仅不相信共产党，而且也不相信苏联和共产国际。既不赞成“容共”，也不赞成联俄，他们自然不会赞成通过加强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来解决两党纠纷。对于这种情况，孙中山自己也十分明白。他在本次全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讲话，就突出强调了他的这种担心。他明确表示，他不相信这次风波能够轻易地平息下去。他读了所有检控信和弹劾书后，发现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共产党人有错误或写了反对我们政策的文章，另外一些人为此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反对共产党员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主义，根本反对联俄容共政策。他在再度解释了联俄容共的必要与意义之后，十分生气地指出，有些老党员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他特别举出弹劾案发生后在广州十分活跃的冯自由为例，说：“起初，当党作出决定，党要进行改组时，冯自由同志并不反对，两个月内他从未讲过任何反对改组的话，当时他是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刚选出，他因未能入选，就向我们的敌人（香港《大公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改组和党的全部情况。”他断言：冯自由不过是因为未被选为中央委员才煽动党员来反对共产党人的。他坦率地说明：冯自由一个人不可能煽动很多人，但他相信，正是因为冯自由是一个老党员，入党已20多年，在同志们中有相当影响，因此问题就更加严重。考虑到这种情况，也是为了有力地平息党内的反对联俄容共的浪潮，孙中山当场宣布：他要以总理的身份，“开除冯自由出党”。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对此，张继当场表示异议，提出：“开除冯自由您有这个权力，但是不了解民生主义的党员大有人在，而且国外华侨都不了解。此外，我与冯自由持有同样的立场，因此我也请求处罚我。”孙尽力平和地答复张继，说：“您只是不了解和不明白，您的立场与冯自由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但张继还是坚持己见，说：“过去主席（总理）您宣传的思想是先统一中国，在此之后才开始实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反对民生主义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孙中山听了张继这段话后勃然发怒道：如果我们连党都统一不起来，还谈什么统一国家！“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只服从对他们有利的指示，否则就拒绝服从，“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孙中山的震怒，使张继再不敢有所争辩。用张继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惟总理目已发红，久不退，余已不忍多辩”，被迫表示服从孙中山的决定。[注释：《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24年8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4～527页；《张溥泉先生回忆录R26;日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第15页。]

　　一届二中全会的结果，显然不是国民党中监委所期望的，甚至也与孙中山原先的设想有相当的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决议案一通过，中派（指孙中山等——引者注）显然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于是向全会提出还应该发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训令以‘教育党员’。”结果，围绕着这个训令稿，又发生激烈争论，最终“中派”还是不得不做出妥协。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十分明显地是因为会议召开时，正好出现了极端不利于国民党的严重局面。这次大会开幕之际，恰好是得到港英支持的广州商团为要求释放因走私入境被扣押的军火公开准备全面罢市之时。广州的形势在会议进行期间相当紧张。会议闭幕当天，商团已拒绝孙中山的告诫，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随时可能爆发严重事变。显而易见，这种严峻的形势对孙中山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苏联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途中，会议自然也不便通过公开谴责共产党人，和明令约束共产党员言行的决议。

　　不过，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不能满意。听说国民党二中全会仍旧通过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之后，陈独秀当即召回瞿秋白，斥责其“擅称代表”。瞿秋白虽依据鲍罗廷的解释，再三说明这种做法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但中共中央仍以此为耻辱，并坚持认为瞿秋白等理应利用这种机会，公开地向国民党右派展开进攻。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抱怨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给了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继续保持中派态度，他们既不能开除我们，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反而利用反动派的压力和宣传来压制我们，鲍罗廷却要求我们向这种压力屈服，接受国民党的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我们虽然为此致电鲍罗廷，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的坚定态度，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仍旧这样决定了下来。陈独秀显然对鲍罗廷最感失望。他在信中说：“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因此，我们“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注释：《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9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