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的伤害，毕竟只是形式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的不满很快就告一段落了。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批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弹劾案导致感情恶化而开始变得更尖锐了。在共产党人看来，尽管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了一些激进的政策，事实上孙中山的主要精力依旧是用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一切还是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为中心。中共中央重新注意到当年马林的那些意见，进而开始强调革命不能依靠军阀，诉诸武力，而要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一切以宣传和组织群众为中心。他们因此把自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也都归结成是孙中山为维系政权、军队和北伐所造成的结果。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同水火。不仅上海两党党团员之间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国民党县长、工厂厂长乃至公安局长则频频拘捕中共领导下的工农、阻禁罢工、妨碍成立工会或农团军。再加上孙中山公开支持军阀内战，准备北伐，共产党人自然颇感忿忿然。5月中执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加强自身组织，并在国共合作中引入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明显地认为已经到了非把自己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不可的时候了。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国民党内动辄得咎的亲身经历有关。在共产党内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鲍罗廷的意见应该说是最信服的，但谭平山也明确讲：只要共产党员仍然和国民党捆在一起，共产党就一事无成。他举例说：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参与镇压工人罢工，农民部长在工作时大抽其鸦片，你叫我们在工人部和农民部的党员怎么工作呢?我为此向中共中央多次报告过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来信说得很坚决：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得同国民党中派一道去镇压罢工和压迫工人。当国民党中派领导人执意反对工农的时候，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工人部和农民部，同工人农民一道进行反对中派的斗争。而事实上，不要说退出国民党，就是要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谈何容易？他在10月举行的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向鲍罗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马上就遭到鲍罗廷的反对。因为事情很明显，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最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树立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很清楚，这种影响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众多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起作用，而不能只靠几个苏联顾问。因此，鲍罗廷明确表示：只要退出一个部，那就意味着退出国民党。而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取得的大量阵地都会白白丧失掉。但问题是，这些阵地是否真的具有实在的价值呢？谭平山对此颇表怀疑。他强调，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他抱怨说：

　　孙博士同我们的韩麟符同志谈话时公开讲，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面前破坏国民党的威信，说什么国民党是一个不好的党。博士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破坏了国民党的威信，结果陈独秀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还能够继续同国民党共事吗?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让他们去闯，不要管他们。国民党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产党，根本不想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同国民党再继续合作下去。我要说，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出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共产党也垮台了，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压迫并不比资本家好些，可以说是毫无区别。[注释：《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1日、3日、6日）。]

　　谭平山的说法，反映了相当多数共产党人这时对国共党内合作内心的困惑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