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号召跨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广东共产党领导人张太雷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文章，绵里藏针地表示说：不要以为共产党对5月15日整理党务案的让步，是因为共产党要靠国民党来过寄生的生活。“如果国民党要共产分子退出，只要有正式的决议，我个人推想共产分子决没有硬赖着不肯走的道理。”反倒是“假定共产分子都遵令退出了国民党后，是否国民党就不会发生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如果共产分子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有部分革命分子必将首当其冲受人攻击为‘袒护’共产分子或有共产倾向。如果这班革命分子退出后，较有革命认识的党员又不免受其排斥，其结果将重新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前的国民党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党，而只是一个古董店，或者是一个衙门而已。简单说一句，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了” [注释：张太雷：《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人民周刊》第14期，1926年6月10日。]。

　　对此，蒋在6月28日的讲演中公开做了答复。他严厉地批评张太雷“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说张“简直看得国民党没有一个党员了”。而作为跨党分子“讲这些话，徒然丧失我们两党的感情，引起两党恶感，是不行的”。但他还是不得不解释说：他要CP同志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并没有压迫CP同志退出CP的意思。不过是“拿我个人的责任，在个人的地位要消除我们将来的自相残杀、冲突的种种恶因”，是我个人“所想出解决纠纷的一个具体办法”。既不是受人包围影响，也不是怀疑共产党参与了“三二”事件。“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的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了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了冲突之后，就要两党诚心诚意的团结起来；第三，是要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完成革命事业，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不患不发展，不患不成功的。”而要做到这三点，一定要党籍分明，或者是脱离CP，或者是脱离国民党，这样才能够消除我们将来关系破裂的祸根。[注释：蒋介石：《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511～517页。]

　　既然相信“革命非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注释：《关于设置革命军总司令之谈话》。]，蒋介石自然也很快地改变了过去关于军人不宜过多干预政治的观念。过去在孙中山时代与地方军阀合作的曲折经历，使蒋对军阀的危害深恶痛绝。故常说：军人“事权增大，具有造成军阀之危险”。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形象，他曾再三表示，身为军校校长，宜专力于军校事业，一心办学，训练党员，养成革命干部人才，而不宜身兼军职。“否则身兼军职，力破军阀，恐以养成其本身蹈军阀之覆辙而不知” [注释：蒋介石：《上军事委员会再辞第一军军长职呈》（1926年1月15日）；蒋介石：《辞军职通电》（1926年2月7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62、381～382页。]。即使在“三二”事变之初，他也还是在讲：“要我带兵，将来环境一变，或是思想随到〔时〕变更，不期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军阀，亦未可知。所以我自带兵以来，无时不想交卸兵权，免除军阀的恶习。” [注释：《关于中山舰案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训话》。]但是，至二届二中全会时，蒋已不再以此为虑了。一方面有张静江等人在周围极力鼓吹打气，另一方面，汪离去日久，蒋已没有了僭越的顾虑。因此，他明显地开始满足于会议通过“以后本党完全信托余为革命重心，完成总理未竟之志”的决定。他虽然也自省对党事过去鲜有贡献，承担如此重担“对于党事实于心有愧”，实际上却因其雄心与抱负一朝而有实践之机会，对“事权增大”不仅不再担心，反而觉得正好实现“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之主张。因此，从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开始，蒋毫不推辞地接连接受了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任命，丝毫不感觉事权增多的危险了。相反，从一党专政和专制的理念出发，他甚至已经渐渐地开始害怕事权分散了。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北伐。二届二中全会过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通过“迅速出师北伐”等提案。北伐既经提出，蒋立即提出党、政、军、民、财政等各项权力的集中统一与在后方实行总司令领导下的独裁体制的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民众组织可能在后方造成麻烦，他明确要求在军政期间，应当规定一切团体的言论、宣传品都必须接受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检查和监督，一切团体的组织言论，“都不准他们自由”。包括“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用来对付敌人是很好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战时随便罢工，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