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二”事变是各军官因受汪挑唆而引发的针对共产党人的自卫行动，自属托词。蒋此番言论道出的，其实恰恰是他在事变后的一种必然心态。事变后，蒋曾反复说明：虽然李之龙自称是个共产党员，但“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 [注释：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训话》（1926年3月22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99页。]。到这时，他开始频频举出共产党教官高语罕“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的说法，批评共产党人不该公开鼓动反蒋。由此不难发现，蒋介石在心态上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注释：前引《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官长演说》。]

　　细察蒋之各种内外言论可知，对于汪精卫1925年底的这段演说词，纵使军官内部有过议论，蒋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并未产生太多不安的联想。而一旦发生了“三二”事件，本来就多疑的蒋难免要对号入座，开始担心自己会被共产党人视为中国的凯末尔（M.Kemal）。高语罕的演讲，更刺激了蒋介石这根脆弱的神经。[注释：高语罕此番言论发表于何时，未查得出处。据包惠僧回忆，当发表于1926年1月黄埔军校欢迎国民党二大代表的大会上。有学者则断定高仅在4月3日广东各界反段示威大会的讲演中讲过这话。分见前引包惠僧书，第203页；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353页。]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他被认定成为土耳其的凯末尔，那么可能的后果一望即知。所谓“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

　　当时，害怕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壮大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事变前夕，蒋之至友戴季陶曾致蒋一长函，诉说国民党两个中心、两重纪律、两重理论危害之可怕。他坚持：“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然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事既如此，共产党人也承认这一点，何不牺牲其党籍，“而完全作成一纯粹之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中心”，从而除去一切党内纷纠呢？[注释：戴季陶：《致蒋介石先生书》（1925年12月13日），《戴季陶先生文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6，第979～986页。]他们认为，即使共产党人一时难以放弃其党籍，两党关系一时又难于改变，也不是完全没有妥协的办法可想。如已置身西山会议派中的邵元冲、叶楚伧和形式上中立的孙科等人，事变前夕在上海就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有过谈判，他们的主张是：“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一向被蒋视为“良师”至友的张静江，在上海也参与了相关的讨论，并愿意赴广州“与（蒋）介石商谈对党务办法”。[注释：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2～224页。]“三二”事变的发生，张虽未参与事前之策划，却参加了善后办法之讨论。特别是蒋退回虎门后，张随即跟至，蒋前述4月3日的提议，就是与张静江密切磋商的结果。[注释：据蒋1926年4月2日日记，当日两人商议至晚11时。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三二”事变前，蒋虽有过夺权的想法，最初也仅止于政府之权力，即所谓“前此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而今“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以迁就也” [注释：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30日。]。当时他所说的“外人”，不过是苏联顾问罢了。但事变后，特别是4月初之后，蒋的目标已经从消除汪、季阴谋以及政府中苏联顾问权力过大等问题，迅速转移到限制共产党、确保国民党的领导权的方向上来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蒋看来，与苏联顾问的问题相比，来自共产党人的可能的威胁要大得多。换言之，蒋认为，国民党内的跨党分子，很大程度上也是所谓“外人”的代表。如果只把旁落于苏联顾问之手的权力拿回来，而不能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受到全面的约束和抑制，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况且，蒋相信，国民党内部的种种麻烦与冲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跨党引起的，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又几乎掌控了国民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若只限制苏联顾问，并抑制汪精卫，而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仍然大权旁落，其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因此，原本对汪、季发难，必欲收回苏联顾问的权力，到4月3日蒋提出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提案时，其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了次要的内容，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多在说明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了。[注释：根据蒋后来披露的这一提案五个部分的内容，谈及对苏俄顾问的要求，不?第四部分中之一点，且实质内容仅为两条，即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而讨论共产党问题者占三部分，所提限制不仅多而且具体，且态度颇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