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5)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杨奎松 2008-02-19 04:40
其中心要求包括:(1)“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2)“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3)“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4)“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5)“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6)“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问题”。与此同时,蒋更针对军队问题提出:因第一军内本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之关系几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考虑到“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故“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惟对照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保存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记录稿中蒋于5月15日会上针对共产党问题正式提出之文字,出入甚大。除后来披露的4月3日提案文字过于严苛,不合于蒋当时心态外,原案明白提出限制共产党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人数,而5月15日案中却没有此项内容,亦颇让人难于理解。故此本文仅将4月3日之提案简介于上,而仍以5月15日案为分析判断之依据。参见《整理党务军备案》(1926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08~412页。]
为了挽救广州出现的危局,鲍罗廷在1926年4月底奉命又回到广州来。鲍罗廷回粤之后,很快就发现蒋的周围尽是疑惧共产党之人。张静江、吴铁城、孙科、伍朝枢、邵元冲、叶楚伧等同情西山会议派的党内骨干,几乎天天在与蒋谈论党务问题。[注释:《邵元冲日记》,第231~234页。]在这种情况下,蒋会日益坚决地想要提出整理党务方案,以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十分自然。鲍认为:蒋介石并没有因此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汪去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统御国民党,且莫斯科也没有倒蒋的意图,要想让国民党继续保持左倾态势,这时在国民党内也非暂时借助于蒋不可。故鲍罗廷仍不得不反复与之磋商,极力劝说蒋,使蒋看到过分限制共产党的不利影响。对鲍罗廷的意见,蒋亦并非毫不理会。他告诉鲍罗廷说: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两党目前的这种合作形式。“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以两党现状,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最好,惟“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只好勉强作出一些限制之规定,实亦无可奈何。[注释: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5月14日。]由于鲍罗廷相信不能没有蒋介石,而蒋亦深信目前还不能排斥共产党,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相当的妥协。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连续举行了7次,除汪精卫请假外,国共两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等基本上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许甦魂、江浩等与会的共产党员,对于整理党务案等的讨论,也都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关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问题的提案,就是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出的,该提案明确认为:改善两党关系、纠正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已经刻不容缓。而对蒋所提整理党务案,包括“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之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员未受准许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等各项规定,共产党员也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意见。其建议的修改,多半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即把太过批评跨党党员的条文修改得比较含蓄一点,和要求增加个别有利于保持平衡的条文而已。比如要求把条文中直接点名“共产党员”之处,统统改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要求取消“跨党分子之违背纪律”这样的提法,改为“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同意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长,但要求规定可以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惟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及建议“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等。[注释: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2-2/2.2;《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1926年5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1926年5月17~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712~716页。]
为了挽救广州出现的危局,鲍罗廷在1926年4月底奉命又回到广州来。鲍罗廷回粤之后,很快就发现蒋的周围尽是疑惧共产党之人。张静江、吴铁城、孙科、伍朝枢、邵元冲、叶楚伧等同情西山会议派的党内骨干,几乎天天在与蒋谈论党务问题。[注释:《邵元冲日记》,第231~234页。]在这种情况下,蒋会日益坚决地想要提出整理党务方案,以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十分自然。鲍认为:蒋介石并没有因此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汪去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统御国民党,且莫斯科也没有倒蒋的意图,要想让国民党继续保持左倾态势,这时在国民党内也非暂时借助于蒋不可。故鲍罗廷仍不得不反复与之磋商,极力劝说蒋,使蒋看到过分限制共产党的不利影响。对鲍罗廷的意见,蒋亦并非毫不理会。他告诉鲍罗廷说: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两党目前的这种合作形式。“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以两党现状,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最好,惟“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只好勉强作出一些限制之规定,实亦无可奈何。[注释: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5月14日。]由于鲍罗廷相信不能没有蒋介石,而蒋亦深信目前还不能排斥共产党,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相当的妥协。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连续举行了7次,除汪精卫请假外,国共两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等基本上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许甦魂、江浩等与会的共产党员,对于整理党务案等的讨论,也都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关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问题的提案,就是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出的,该提案明确认为:改善两党关系、纠正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已经刻不容缓。而对蒋所提整理党务案,包括“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之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员未受准许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等各项规定,共产党员也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意见。其建议的修改,多半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即把太过批评跨党党员的条文修改得比较含蓄一点,和要求增加个别有利于保持平衡的条文而已。比如要求把条文中直接点名“共产党员”之处,统统改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要求取消“跨党分子之违背纪律”这样的提法,改为“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同意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长,但要求规定可以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惟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及建议“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等。[注释: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2-2/2.2;《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1926年5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1926年5月17~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712~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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