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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战争(2)

作者:利奥·梅拉梅德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然而,真正让别列斯多克闻名于世的不是纺织匠,而是它的那些面包师傅。在过去的几年里,别列斯多克由于美食而著称,尤其在美国,那儿的面包屋、熟食铺和食品店都出售“别列”包,一种摊平的早餐面包卷,这便是别列斯多克师傅们的创造。与更为流行的“包兄”百吉包不同的是,“别列”包中间没有孔,这样便腾出更多的地方涂抹奶酪。作为生活在这个出产“别列”饼的城市的孩子,我热爱“别列”包,吃的时候喜欢加上青鱼肉或青鱼尾。我还喜欢外祖母亲手做的“查拉”包,一种抹上蛋清的麻花状松软面包条。

在厨房的中央,摆着一个大肚炉子,看上去像是一尊无头的黑菩萨。它烧的是煤炭和木块,用量非常大。一大早,天还没亮,外祖母就会起来生火准备早餐。木块燃着了,好似起了一场微型的森林大火,先是噼噼啪啪地响着,然后腾起黄色的焰苗,火光透过炉子前面的通风口,使黑暗的屋子里产生出奇特的光影效果。这架炉子担负着双重任务,在漫长的冬季,它要给我们取暖,还要为我们烧饭。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在餐厅的显著位置,还有一座时髦的白砖壁炉。说它时髦,因为壁炉的烟囱用砖砌在墙里。有时,在那个神秘的炉门里面会用小火煨上一大罐杂烩汤,那个炉门我被警告过不要乱碰。杂烩汤是一种浓稠的肉汤,里面有牛肉、土豆、洋葱、胡萝卜、青豆,放上调味料,加上水煮。这可是真的煮。“巴巴”会从前一天晚上一直煮到第二天中午,她是那么小心翼翼,整个时间里绝不许汤料泼出一点,那汤绝对称得上是“玛纳”。

教师的生活相对来说是舒适的,在社区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父亲是犹太城委会数位委员中的一名。我们住的小木屋是母亲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她父亲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了。这是一所带走廊的平房,有一间卧室,一间有坐卧长椅的大餐厅,一间厨房,一个阁楼(外祖母的睡房,这在犹太人家中可是少有的奢侈)以及一间室内浴室。父亲(我当时相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亲手排设了浴室里的管道,并非常自豪地向我演示如何拉下链子,水是如何从头顶上的箱子里喷涌而出的种种过程。

作为一个还未上学的孩子,我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自由行事。街道上的孩子大多比我大,整天待在学校里。而我却经常游荡在外头,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我自己创造游戏,或是将母亲头天晚上讲的故事表演出来。有时,那张坐卧长椅会变成一艘海上的行船,我呢,则在船上和一群海盗搏斗。有时,我又成了一名探险者,在我家和邻居之间的狭小空地里偷偷摸摸地走来走去。

最终,上学的日子到了。1939年8月,在我们即将被混乱的战争扫地出门的时候,我上了一年级。我刚满七岁,非常希望在一天中可以看见父母亲。不过他们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向我解释说,到他们任教的学校去上课,这不好。他们不想让学生、家长或是同事们认为我有优势,或认为我是“老师的宠宝宝”。所以,令人难受的是,我进了另一家意第绪语学校。分离是痛苦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离开了父母和我的“巴巴”。我感到害怕,在某种程度上,我还觉得是被遗弃了。在我与新教师见面时,面对她向我伸出的手,我竟然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扇了它一巴掌。母亲当时尴尬得无地自容,我真是令她气得不行。

1939年有近350万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波兰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犹太散居点。他们都是波兰已繁衍千年的犹太文化的传人。别列斯多克160万居民里,有4万左右是犹太人。我们混杂在一起,当然犹太人通常住在特定的犹太社区中。没有歧视性的所谓“犹太区”,但却存在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这种情绪在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声名狼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小孩子,也可以经常听到:“犹犹,滚到耶路撒冷去。”我还能记得当时听到这种侮辱时的困惑。耶路撒冷在哪儿?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不过这还是可以忍受的。不管怎样,父亲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别列斯多克城委会的委员——波兰正在努力进入一个“启蒙时代”。

别列斯多克城南大约100英里开外,就是卢布林城——因那儿的《塔穆德经》和犹太神秘哲学研究学者而驰名全欧的“犹太人的牛津”,16世纪第一所犹太高等学校在此建成。1939年,240万人口的卢布林城号称有4万犹太人。战后,任何一个城市中剩下的犹太人都出不了一个“祈祷班”,即由十名犹太男性组成的进行犹太法定祈祷的团体。波兰历来都是邻居们的受气包。“波兰”的词源是“波兰涅”,意为“平原上的人们”,指的是那些于基督诞生前便定居在欧洲的斯拉夫人。波兰边境少有山川,因此不断成为邻国扩张版图野心的牺牲品。1795年,它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从地图上消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重生。后来,即1939年,波兰又遭德国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由此点燃。它再一次被蹂躏,起初是德国人,接下来又是苏联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将由波兰管制的属于东德的5万多平方英里的领土和10万平方英里的波兰东部土地同时归入苏联)。在波兰停止存在的阶段中,罗马天主教堂成为波兰国的象征,维护着波兰的语言和文化。

同样,通过犹太教会堂、拉比和学者们的努力,犹太社团和文化能够保持完好。不过,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犹太世俗化运动逐渐波及欧洲的20世纪初。我的父母亲都是改革派犹太人,他们已然摆脱了父辈们传统行事方法的束缚,成为新一代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世界公民。这些具有尘世观念的犹太人本身就有权利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他们的理想世界观里,种族和宗教差异不再重要,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记得母亲唱过的歌中,有一首便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弗里德里希·冯·席勒作词的那一段——《四海皆兄弟》。(这首颂扬平等的丰碑之作竟是出自一位德国诗人的笔下,这真是讽刺)。不错,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都将此观念奉为真理。直到后来的生活中,在屡次受挫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父母教导的那样。

这样,正统的做派和宗教的形式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被尘世的观念替代了,与犹太的道德观、历史、文学、文化、节日,特别是意第绪语言缠绕在一起。我父母可谓是热情的意第绪语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政府按照国联签署的条约承认意第绪语的存在,并给予犹太人在初级教育中运用这种语言的权利,这也就保证了犹太人的民事和政治上的平等以及文化上的自治。

虽然和非犹太族人一起时我们说波兰语,意第绪语依然是我所学的第一种语言。无论是在家里、上学时或是街上,我们都说意第绪语。不过,那是一种书面化的意第绪语,即纯正,语法完美——不管怎样,我父母毕竟是排位最高的意第绪语教师(直到我成年以后,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意第绪语也有骂人的脏话)。父母是东欧犹太人的后裔,那儿的犹太人成百年来穷困潦倒、受尽迫害,还要遭到沙皇、哥萨克人和一帮地方官僚们的种种凌辱,组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竟好像成了他们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尽管他们贫穷,尽管他们受到暴力对待,尽管他们被迫生活在所谓“栅栏”的指定区域里,他们依然信奉上帝,上帝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伟大的、唤起希望的弥赛亚。“对于他们来说,《圣经》是活生生的现实,”历史学家欧文·豪和肯尼斯·李勃这样说道,“它代表着承诺,它是智慧的源泉,它是行动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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