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比较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兄弟失和的起因的评论，就失之简单和武断。评论者大多沿着这样的思路：周作人思想落伍，导致他同鲁迅分手，因为没有长兄的帮助和劝告，最终失足落水。鲁迅的崇高地位和完美形象对周作人形成巨大压力。在鲁迅形象的参照下，周作人的一切好像都有了问题。

    比较是为了更准确全面地看问题，而不是比高下优劣。中国文学史上，或褒李贬杜，或扬韩抑柳，闹得不亦乐乎。对人品文章，可以有所偏好，只要有理有据，不妨各抒己见。但不能排座次，呈意气，强词夺理，任意轩轾。褒鲁贬周，或者相反，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

    本书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周作人。多年来的思想解放和资料积累，为以这样的态度写作兄弟合传提供了基本条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一味斥责周作人自私自利、忘恩负义了。1939年以后周作人背上了大汉奸的罪名，1945年成为被褫夺公民权的罪犯。应得的惩罚他自然必须领受，但不能把一切污水都泼到他身上。论人要顾及全面，不能因为后期的错误就连带否定他的前期。对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多一些同情体贴。

    本书注重资料的选择。现有资料中两人亲友的回忆文字虽然颇有参考价值，但也需要认真辨别。家务难断，恩怨未泯，更有政治形势等因素干扰，现存材料中需要分辨的眼光。

    当然，在大量的资料中进行选择是艰难的工作，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很好地把握，不能不说是本书的缺憾。当两个人比较时，就会发现过去单独研究鲁迅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的文学修养，他们的学问的来源等等。例如，对他们之间的分别，或者说，他们各自的独特性，还缺乏足够的分析。做为杰出的翻译家，他们译文的异同和得失如何，也是着墨不多的题目；做为语言大师，他们的文风有何差异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便是人们议论很多的兄弟失和事件，作为两个成熟的思想家发展道路上的必然性，我们是否充分注意到了呢？而这分别产生的后果，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是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呢？两兄弟的失和，造成了另一条道路：周作人道路。他的留守，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后果十分严重。但这不得已中却顽强地矗立起一种精神，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另一种坚强的东西在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坚守因为结局的悲惨，竟被掩盖了固有的价值。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对这种文化姿态，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同情理解呢？它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兄弟合传本身无疑就是在显示，周作人和鲁迅是有资格比较的，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值得重视的。并非因为他是鲁迅的胞弟，才有与鲁迅合传的理由。

    

    四

    如前所说，鲁迅是新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而不是唯一；他不是独峰，而是多个山峰中的一个。扩大言之，我们甚至也不必要将鲁迅和周作人看成现代文坛的双峰，而要看到在他们之外，还有无数个山峰。这就是本书所想顾及的文化氛围的“全体”，目的是使传记内容丰富，有血有肉。

    因此，增加一点文化背景的叙述是有必要的。

    循着这个思路，本书在叙述周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时，在其环境和教育等方面用了较多笔墨，说明他们虽然接受了传统教育，但又有杂览的爱好，不从正门入儒家经典的殿堂，而是“旁通”入野史笔记的“荒野”；不走科举正路，而是将“灵魂卖给魔鬼”，进了教声光电化的新学堂；不是重实用和现世利益地学法政军警农医，而是学“大而无当”的文艺，搞“穷而后工”的创作，并且搞科幻小说和科普文章这些壮夫不为的“小技”……而在叙述他们的业绩时，也兼及其他学者作家、师长、同学、同事、朋友、学生，等等。

    将周氏三兄弟合在一起叙述，困难的确不少。合传应该有的优长，是要看它比兄弟三人各自的传记多出些什么来。作者的着眼点，首先自然是在寻找三人之间有联系的事实。而在三兄弟中，却不能不更多地描写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的思想和业绩的异同。这是事实，不能故意地将篇幅平均分配。

    建人没有受过私塾教育，更没有出洋留学，古文和外文基础都不如两个哥哥，成就也比两个哥哥小得多。只是在兄长们的帮助下，他自学外语，勤奋译著，也斐然有成。本书对建人的叙述，份量不多。但他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生活与两个哥哥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可分离。他的存在，影响了两个哥哥的生活和思想。在兄弟恩怨中，他扮演的角色并非无足轻重。而他提供的一些资料，对研究两位杰出文学家有参考价值。从文学成就方面看，建人只起到陪衬的作用。而这种陪衬的地位造成的对陪衬人本身的伤害及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却是不应该忽略的。

    至于一些颇有争论的问题，例如兄弟生平中那些所谓的“谜”，读者有理有由期待答案。遗憾的是，作者却无能为力加以解决，并且也不能花太多的笔墨做徒劳的猜测和推断，虽然那样也许会有一点儿趣味。本书只比较如实地描述当时情况，介绍当事人各自的观点及心理状态。

    当然，本书也留下很多遗憾，有的地方描写得详细一些，有的则是粗线条的勾勒，存在轻重不匀的毛病。评论和分析，有时候详细，有时候则一笔带过，可能因此遗漏了重要意义的阐发。选材不恰当，剪裁不妥帖，责任在笔者，是无可推脱的。此外，对兄弟才能的差异的分析也比较少。鲁迅擅长创作，周作人善于批评，一个是诗化的，一个是散文化的，分别相当明显，本书虽然点到，但少以作品为例证，详加讨论,只能以“俟诸来日”自解了。

    然而，有些问题是不能等待的。我们的时代还能不能产生周氏兄弟这样文豪？优秀文化传统究竟应该怎样传承？从三兄弟的成长经历和杰出业绩中，能否寻找一点线索、得到一点启示呢？

    黄乔生

    2007年11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