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雨果在日本有相当大的名气。据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个政治家访问欧洲，遇到法国这位浪漫主义大师。两人谈话中，日本人问雨果怎样才能增进国民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雨果答道：用小说来宣传政治主张，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知道，法国小说界向来有这样的传统，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就曾写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宣传他们的学说，如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等。

    如果单单进行政治的说教，老百姓听得多了一定会感到厌烦，用生动的情节来叙述和渲染，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接受了作者要宣传的思想。

    日本文坛曾经有一个翻译和写作政治小说的热潮，这种风气也影响了在日本工作和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因要求变法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最热衷于提倡政治小说。他指出，中国的识字者，经书可以不读，但没有不读小说的。他不无夸张地说西方各强国的政治所以不断进步，政治小说立的功最高。所以他称颂小说是“国民之魂”。原来他编辑《清议报》，就刊登过多种小说。后来他干脆办了一个名叫《新小说》的杂志。在创刊号上，他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借用西方和日本的小说理论，开阔出小说有四种力量即“染、浸、刺、提”，他得出的结论是：“故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的主张和小说杂志的出版，吸引了许多人来从事翻译和创作。梁启超本人也亲自操刀，翻译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焦士威奴（通译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和《十五小豪杰》。一时间译小说读小说蔚然成风。

    鲁迅早在南京的时候就热心阅读翻译作品，尤其喜欢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到日本后，受了梁启超的宣传的鼓动，更对小说的作用深信不疑。《新小说》这个刊物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还寄给在南京读书的二弟。在这个杂志上他看到了法国作家雨果的照片，又从日本报刊的介绍了解了雨果的生平，特别是在《国民日日报》上读到了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的雨果的名著《惨世界》（即《悲惨世界》）。鲁迅购买过雨果小说《怀旧》的日译本。他还特别狠了心，拿出半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套八册的英文版雨果短篇小说集。

    当许寿裳向他约稿时，他就先从雨果小说的翻译开始了。

    雨果的《随见录》有一篇《芳梯的来历》，叙述的是一个女子被无赖少年侮辱迫害的经过，对其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鲁迅给这篇作品取名《哀尘》，尘是尘世的意思，与小说之名同义。鲁迅在《译后记》中说：“……而彼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呼应着雨果作品中的感叹。

    更能表现这时鲁迅的精神状态的是另一篇文章《斯巴达之魂》。这是号召国民起而斗争的作品。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对沙皇俄国侵略的斗争。沙俄早就想独吞中国东北，这个时期趁着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机会，出兵东三省，肆意烧杀抢掠，并向清政府提出许多不正当的要求。这一切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上海的爱国人士发起了“拒俄运动”，要求政府拒绝沙俄的条件。日本留学界闻知此事，立即在神田区的锦辉馆召开了誓师大会，宣布成立“拒俄义勇队”，决心不惜牺牲，赶赴前线。当时报名的就有二百多人。大会还给清政府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古代希腊的斯巴达国反抗异族侵略的事迹：“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万，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云。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何以吾数百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鲁迅写作的正是信中提到的这件故事，他的目的是激动中国人爱国的热肠。

    鲁迅的文章有很大的翻译成分，他主要叙述上面提到的温泉门战役的经过，歌颂了勇士们的大无畏精神，配合当时的拒俄运动。例如：“彼等曾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还有描写那屹立阵前，决心一死的勇士时话：“飘飘大旗，荣光闪烁，于铄豪杰，鼓铸全军，诸君诸君，男儿死耳！”

    文章最感人的一节是描写一个因患眼病不能参战的士兵，回到家里与其妻子的对话。斯巴达国的女子个个都勇敢坚强，她们曾说过：唯有斯巴达的女子能生真正的男儿，也唯有斯巴达女子能支配男儿。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曾发表文章《斯巴达之国民教育》，介绍该国女子送男子参战时说的话：“斯巴达妇人爱国之心最重，妻之送其夫，母之送其子以临战场也，辄视之曰：‘愿汝携盾而归?，不然，则乘盾而归来。’”

    在鲁迅笔下，当妻子埃列娜闻知斯巴达全军覆没，唯自己丈夫生还时，厉声斥责丈夫道：“噫嘻君乎！不胜则死，忘斯巴达之国法耶？以目疾而遂忘斯巴达之国法耶？……而目疾乃更重于斯巴达武士之荣光乎？”鲁迅写这一段的目的是激励那些“不甘自下巾帼之男子”，不畏牺牲，投入反抗侵略的战斗中。

    但当时，这种文字上的激烈的风气也曾受到人们的批评，有些人就说，只在口头上或笔头上大嚷抵抗和战斗，是不济事的，应该有实际行动。鲁迅后来回忆这个时期的文章特别是这篇文章时就说：“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名句。”

    此时在南京，二弟周作人也开始了翻译工作。

    他因为生病休学，在绍兴的东湖学堂教过一段英语，人家送给他一本英文的《天方夜谭》，装订精美而价格不贵。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看了里面的故事，其他一切不顾，一心要把它们翻译出来。

    水手辛巴的故事已经有了翻译，阿拉丁的神灯呢？故事奇怪可喜，很值得一译，但一看那上面的插图，却使他很反感。画上画的是阿拉丁拿着神灯，神气活现的样子，但他的脑瓜上拖着一条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支那人，所以有了这张画。周作人因此不愿译它。后来选中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那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女奴，所以译好后送给《女子世界》杂志，得以发表，而且还由《小说林》出版了单行本。

    他译书非常勤奋，在他的日记中有如下生动的记载：乙巳年正月初一：“元旦也，人皆相贺，予早起译书，午饮于堂中。”正月十四又记：“译美国坡原著小说山羊图竟，约一万八千言。”二月十四日记：“译侠女奴竟，即抄好，约两千五百字，全文统一万余言，拟即寄去，此事已了，如释重负，快甚。”不久收到回信，日记上记着：“接初我廿六日函，云山羊图已付印，易名玉虫缘。又云侠女奴将印单行，有所入即以补助女子世界社。下午作函允之，并声明一切，于次日寄出。”少年文字行布于世，总是快意的。

    《玉虫缘》本名《黄金甲虫》，是美国小说家爱伦•坡的作品，说的是一个人怎么通过破译密码得到财富，有侦探小说的意味。但却不是通俗的侦探小说，因为里面包含着一种暗码，它的趣味全在英文的拼写上，非英语世界的读者颇不易理解。

    这两部译作发表的时候，分别署了萍云女士和碧罗女士的名字。那时周作人喜欢给自己起一些别致的名号，如不柯、天希、顽石等等。因为是投稿到《女子世界》，用女性名字也颇合情理。至于萍云，则是取漂泊无定的意思。碧罗的名字连他自己后来也忘了到底是什么用意。萍云的名字不止用过一次。以后他将《旧约》里的夏娃故事组织成一篇《女娲传》，为女性鸣不平，投给《女子世界》时仍用这个笔名。

    晚年，周作人忆起这段经历，自我解嘲说：

    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自己有过这种经验，便不会对于后辈青年的同样行为感到诧异与非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