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课堂上很少发言，但勤于思考。他对章先生的讲义并不完全同意。有一次，章太炎问学生们文学怎样定义，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章太炎听后说，这样的分法虽然较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他指出，《文选》中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当时没有再分辩，但心里是不服的。后来，他私下对同学说，太炎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无句读的都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应当是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词汇虽然奥博，但很难说有什么文学价值。

    讲完《说文解字》，章太炎又讲《庄子》。这是他极喜爱的一部著作。他以《庄子》为蓝本，参较中西哲学和佛学，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其讲义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齐物论释》出版。

    章太炎的人格和学问对鲁迅和周作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他除了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外，尚有学而不厌的一面，周氏两兄弟深为敬佩。其时章太炎同革命党内一些领导人有了意见分歧，加上他素来对佛学很有心得，就萌生了学习梵文，以后到印度钻研佛经的念头。但梵文的老师很难找，日本佛教徒里是有的，章太炎却不喜欢他们。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教师，却苦于学生太少。章太炎赶紧写一封信给周氏兄弟道：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

    开讲那天，鲁迅有别的事，周作人一个人赶过去。到智度寺一看，教师已到，学生却只有太炎先生和自己。教师的教法很粗拙，先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教他们发音，他们两个一面描下来，一面跟着读。梵文的字形很难记，音也难以读准，一个上午过去，周作人还是莫名其妙。将要下课的时候，老师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梵文字，用英语说：“我替他拼名字。”他指的是给章太炎拼写名字，是“披遏尔羌”。两个人都听不懂。老师又指着章太炎说：“他的名字，披遏尔羌。”这次周作人听明白了，赶紧解释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尔羌（Ｐ.Ｌ.Chang）。”但老师坚持他那英文的拼法。

    周作人觉得梵文太难，担心学不好，所以去了两次，就中止了。虽然如此，章太炎先生强烈的求知欲望给周氏兄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佛学的潜心钻研也深深影响了周氏兄弟，他们若干年后仍然对佛教经典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周作人晚年在回忆录中说：

    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文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

    文中所说“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一事，与周氏兄弟很有关系。因为此事，鲁迅对周作人很不满意，兄弟俩几乎要打起架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章太炎研究佛学，想参考几种外国的资料，有一天托人拿两本书到“伍舍”，一本是德国人著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一本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想请周作人译出来。周作人看了书，觉得德国人著的这一部很难懂，自己以往对宗教哲学没有涉猎，单能读文字，意义不能明了，无法译得好。于是，他跑到丸善书店，买了一些经文的英译本，看后感到有一些把握了，就同太炎先生商量，确定译本文。他曾计划拿书到章先生那里，自己口译，由先生笔述，但后来没有实现。周作人在回忆事情的经过时，说大约自己那时很懒惰，不想干事。再加上他和鲁迅同住一屋，房间窄小而气闷。大哥看他状态不积极，就一旁催促，他只以沉默消极应付。时光流逝，却不见成效。终于有一天，鲁迅愤激起来，挥动老拳，在他的头上打了几下。多亏许寿裳赶来，将两人劝开了。

    这显出鲁迅性格中峻急的一面。

    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说，如果这是为了没有译哲学书的关系，挨打是应该的，他不该那样拖延。

    章太炎先生对魏晋文学的推崇深深影响了鲁迅和周作人。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自己的文章经过几个阶段的变化，对魏晋文章的爱好是最终的归宿。他说：

    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三十四岁以后，则以清和流美。自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

    又说：

    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鲁迅一生在魏晋文学上用功最多，单是《嵇康集》就校了十几遍。

    明白了这个渊源，就知道了为什么鲁?和周作人终其一生，对章太炎都很尊重。这种学术上的传承关系虽然是旧式的，但使他们有了归属感，也有了高起点。

    一直到五四时代，章太炎在学术界的影响仍在以各种形式存在。同古文派的斗争，实际上是部分太炎弟子同桐城派的斗争。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得比较明白：

    初纾论文持唐宋，顾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汝纶高第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斥。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

    周作人也在回忆录里说：

    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了教育司（后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

    这里对太炎先生的评价当然是很好，可是如果同鲁迅的评价比较起来，就会发现有相当大的不同。鲁迅一再强调章太炎的革命业绩，认为是最大的贡献。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没有写完就停笔了。他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师道时说：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鲁迅说自己一点也不记得章先生讲的《说文解字》，乃是行文中为突出重点，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他自己一向注意文字改革问题。章太炎提倡的注音字母，正是他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主持讨论通过的。他后来一直在准备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