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后来把他们三人的这些文章称作是《新生》的甲编，如果《新生》得以出版，它们差不多够一卷的篇幅了。

    鲁迅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是后两篇。《文化偏至论》分析了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指出其存在的偏颇。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即所谓洋务运动者，只看到西方有坚船利炮，想“以夷制夷”，等而下之，是保存旧的思想和政治制度也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靠洋务运动，竞言武事，中饱私囊。鲁迅的主张是改造人们的思想，必须人先站得住，才能做出有利于社会人生的事业。也就是要“立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怎样才能立人呢？鲁迅提出的办法是“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受了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主要来源是尼采和施蒂纳等人。因为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行所谓多数统治，使得少数人在社会上没有了发言权。特别是少数知识分子，社会改革的先驱，他们的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机会，他们的主张不被理解。而多数并不总是正确的。所以鲁迅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任个人，就是寄希望于几个“超人”，做群众的启蒙工作，推动社会前进。只有这样，中国的事才能做好；“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而进行思想启蒙，鲁迅那时觉得最好的手段是文艺。“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但中国的文艺，一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温柔敦厚，不足以震人心魄，于是鲁迅认为应该“别求新声于异邦”，到外国寻找能激励人心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符合这个要求的是“力足以振人”、“不为顺世和悦之音”的“摩罗派”诗歌，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

    这就是他的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的主题。这篇长文介绍了英国诗人拜伦和雪莱，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诗人密兹凯维支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等的生平和作品，总结出他们的精神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文章高度赞扬这些诗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意志。例如拜伦，是这个摩罗派的宗主，他的诗就最有代表性。不但作品如此，他本人的行动也是反抗世俗反抗强权的。他为了援助希腊独立，亲自到希腊参加抵抗入侵者的战斗，最终战死在沙场。

    对波兰和匈牙利诗人，鲁迅在赞扬他们的战斗精神时，也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们的国家都曾受沙俄的入侵和残酷统治。他们的作品表现了愤怒情绪和反抗意志，是鲁迅这一代中国人所能理解并能引起共鸣的。

    周作人文章的观点和鲁迅很接近。他那篇题目很长的文章，据他说也是为了多挣稿费，凑起来的。本来可以分为上下两篇。前半部分是讲文艺理论，后半部分批评当时刚出版的一本《中国文学史》，觉得书中问题很多，就一条一条列出来加以批驳。

    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出文章（文学）应该有“四义”：“其一，文章云者，必形之诸墨者也”；“其二，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盖文章非为专业而设，其所言在表扬真美，以普及凡众之人心，而非仅为一方说法”；“其三，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也”；“其四，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也”。

    关于文学的使命，周作人认为有四项：一、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二、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三、阐示人情以示世；四、发扬深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

    周作人给文学以相当高的地位。他说：“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中国古代曾有曹丕在《论文》中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事，不朽的业绩，当然是有些夸张。周作人也像鲁迅一样，寄希望于文学有力量改造社会和人生。“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冀也。”他偏重的文学作品，也是立意在反抗的摩罗派诗歌。

    文章批评了儒家的诗教，坚持要“摈儒者于门外”，他认为儒家学说“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其观点之激进，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指出儒教的危害至今仍然十分严重：“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趋势所兆，临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