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作人和许寿裳三人仍同租房屋居住。新屋是朝南的，靠东一间是十席，周作人和许寿裳同住，西边一间六席，鲁迅独住。还有一间三席的作为食堂，门厅两席，下房三席，浴室、厨房和男女厕所各有间。这要比“伍舍”舒适得多，他们也可以摆好书桌好好做点事了。周作人翻译了多篇短篇小说，拿到《民报》上发表，有些篇什还经章太炎先生润饰过。

    他们想自己印小说集，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资金。可巧，这时，他们的住处来了两个客人，是夫妇两个。男的叫蒋抑卮，是个秀才，爱好读书，思想比较开通。他到东京是为了治耳病。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可以在东京租房长期居住，但刚到这里，一时还找不到，再加上不懂日语，需要人照顾，只好借住在鲁迅这里。鲁迅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搬到周作人和许寿裳的房间里，这样凑合了两三个星期。

    蒋抑卮的父亲少年时代贫穷，常背着布匹包裹，串门做生意，因此发家，开了绸缎庄，到了蒋抑卮这一代，兼做银行生意，成为浙江兴业银行的股东。他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遇到困难，就说只要“拨伊铜钿”就行了吧！铜钿就是铜钱，这句话意为“给他钱”。爱给人起绰号的鲁迅就称他“拨伊铜钿”。他听说周氏兄弟想印刷翻译小说集，大为赞成，愿意垫出一百五十元的资本。兄弟俩怎么也想不到，一直很发愁的事，几天之内就解决了。

    这位资助者终于联系好了医院，进耳鼻喉科做手术，这一切都由鲁迅帮他接洽，并充当翻译。不幸的是，手术者虽是大名鼎鼎的医师，却因疏忽引起了丹毒。蒋抑卮发起高烧，不停地说胡话，情状相当危险。后来他常找鲁迅谈天，说日本人嫉妒中国有像他这样的人，蓄意叫医生谋害他，嘱咐鲁迅牢记此事。由此可以知道他平时自视甚高。他的病中呓语还提到周作人，说启明这人很高傲，像一只鹤似的。

    周作人后来说，他的这个印象并不十分正确。但自己那时确实不善应酬，比较的沉默，因此看起来就显得高傲。鲁迅就借用日语鹤的读音，给二弟起个“都路”的绰号。后来周作人还曾用“鹤生”这个笔名发表过文章。

    《域外小说集》由于得到资助，印得比较考究，用的是一种蓝色的“罗纱纸”做封面，上面印着德国的图案画，书名由鲁迅的好友陈师曾用篆字书写，署名是“会稽周氏兄弟篆译”几个字。书的本文也用上好洋纸，装订后切下边，旁边不切，就是所谓的毛边书。定价却比较便宜，写明“小银圆二角”。

    书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和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售。

    第一集共收短篇小说七篇，其中鲁迅译了两篇，周作人译五篇，序言由鲁迅执笔：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初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海之微沤欤，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

    这一篇小序，显出译者的自负，周作人后来称为“极其谦虚也实在高傲的文字”，实际上当时他们正是这么想的。文中所谓“近世名人”显然是指林纾和严复等翻译家。对于这两位名人，兄弟俩既佩服，同时也树为超越的目标。他们所引以自豪的“弗失文情”的译法正是对这些先贤的“达”译笔的反驳。

    另外一点让他们引以自豪的是，他们介绍的文学作品来自所谓“弱小民族”，与近世名人们的选择也很不同。所以说是“文术新宗”。

    他们在书上标上第一册，计划先出两册，等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册乃至第Ｘ册，积少成多，大致上可以比较全面地介绍各国作家的作品了。

    但销售结果却很不理想，简直是完全失败了。第一册印一千本，第二册不敢多印，减为五百本，半年过去，东京寄售处结账，第一册卖去二十一本，第二册卖去二十本。为什么第一册多卖出一本呢？因为许寿裳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自去试了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册不再试了。

    至于上海寄售处，听说也卖去二十来本。过了若干年，寄售处失火，所有存书都化为灰烬。

    究其失败的原因，后来鲁迅在新版序言里说，一是句子生硬，诘倔聱牙，显然受了章太炎先生国粹说的影响，追求文字的古奥，使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再者，当时中国的读者还不大习惯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如鲁迅所说：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

    他们的艰辛劳动遂以失败告终。虽然如此，其影响仍然不容忽视，全部两册小说集中收有十六篇作品，尽管没有完成他们的全部计划，但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向，就是偏重对东欧的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计英、法、美小说各一篇，俄国七篇，波三篇，波斯尼亚两篇，芬兰一篇，捷克两篇。俄国不能算是弱小，但他的人民也受着专制政治的压迫，一样的苦大仇深。

    所谓弱小民族，其实应该说是抵抗压迫、追求自由解放的民族，只不过当时他们这么称呼，就沿用下来。到五四以后的文学研究会时代，人们还是照着周氏兄弟这个思路介绍外国文学，例如《小说月报》就推出过“弱小民族文学专号”。

    后来到五四时代，因为陈独秀等人的帮助和催促，《域外小说集》得以重新出版，鲁迅用周作人的名字为新版写了序言。

    虽然两本小说集销售的情况很不如意，但它们并不是毫无声息的。当时日本文坛上就有人发表过评论。如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这是最早把周氏兄弟并称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