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携妻子羽太信子回到家乡，对母亲鲁瑞来说，家里乍来了个日本媳妇，虽然有些不大习惯，但也无可奈何。大儿子的婚姻并不美满，虽然夫妻两人没有什么矛盾，表面上看来正常，但其实她看得分明，两人没有什么感情。鲁迅常常要住到学校里去，到外地工作，也并不热心接妻子过去。所以朱安倒是陪伴她的时候更多。吸取了这个教训，她对老二娶东洋女子为妻也就不加干涉了。

    周作人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帮助大哥抄录旧书。民国政府成立后，需要人才，鲁迅于是到了中央的教育部。其时，沈钧儒被任命为浙江教育司司长，原来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好多都跟随而去，此外又招了一批日本留学生，多是从前在民报社跟章太炎听讲的学生，如朱希祖、钱玄同等。经朱希祖介绍，周作人被任命为科长，不久又被任命为浙江省视学。

    但头几个月，他并没有去上班，因为他的妻子就要分娩了。

    这一年５月中旬，羽太信子生了一个男孩。

    鲁迅那时刚到北京，他对自己已有侄子这事感到高兴，这是周家的新一代啊。他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事，语气里透出喜悦：“5月23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

    周作人信中说的“望日往申”，是因为羽太分娩在即，母亲考虑到与儿媳妇语言不通，怕照料不周，就把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从日本接来。芳子时年十五岁，由其哥哥羽太重久陪伴来中国。周作人到上海迎接他们。

    芳子来到中国，不成想就永远留下来了。她长期住在周家，慢慢与老三建人产生了感情。两年以后，经过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的撮合，他们结婚了。兄弟俩娶了姊妹俩，在绍兴叫“亲上亲”。老太太更是没有办法，想不到家里竟有两个日本媳妇！但芳子的到来很有好处，她和姐姐在一起，同时减轻了两个人的思乡之苦。

    周建人和芳子结婚后，把结婚照片寄给了北京的大哥。鲁迅也很高兴，特地在日记上记下来。

    建人婚后一年，有一个男孩。但不幸的是，孩子不到１岁就夭折了。这对年纪尚小的芳子打击很大，她的精神受了刺激，脾气变得阴郁和乖戾起来。家里为她求医问药，总是不大见效。后来还把她送回日本娘家医治，也没有大的好转。

    除了这些不快，家庭生活还是平稳的。

    鲁迅经常寄钱回来给两个兄弟一些帮助。他对侄子和侄女们关怀备至。大概是遵循“长兄当父”的古礼吧，两个弟弟的孩子的名字都由鲁迅来定。周作人的大儿子起名“丰丸”，大女儿起名“静子”，二女儿叫“若子”，都是中国姓加日本名。后来也许觉得“丰丸”过于日式，鲁迅主张改为“丰一”，周作人也欣然接受，并且记在日记中。建人的儿子出生后，命名为“周冲”，就是夭折的那个。后来搬到北京，建人又得到两个男孩，由周作人按自己孩子的名字顺序命名为“丰二”和“丰三”。

    鲁迅到北京后，与家中通信频繁，尤以寄周作人的信为最多。到北京一年后，他回绍兴探亲，兄弟们一起畅叙别情。在鲁迅探亲期满、将要返回北京的时候，周作人的长子生病发热，鲁迅极为关心，惦念了一路，每到一处，都给周作人寄信或邮片，报告自己的情况，询问孩子的病况，这仍是当年他到南京和日本时的习惯。而二弟也理解大哥的心情，在鲁迅还没有到北京之前，就寄去了一封信，报告说孩子的病情已经减轻，请他不必担心。

    兄弟二人的通信，鲁迅日记上都有编号，每年从头编起，来信用阿拉伯数字，去信用汉字数字。

    大约算一下，鲁迅1912年5月5日从南京到北京，后来介绍周作人到北京大学教书，周作人从绍兴出发往北京是1917年3月27日，其间不到五年的时间，单从鲁迅日记统计，他寄给周作人的信就有四百四十五封，收到周作人的信是四百四十三封。可惜的是，除了鲁迅给周作人的十六封信外，这些信后来都散失了。

    三兄弟小的时候，都有别号，还刻有印章，表现了他们的情趣和志向。鲁迅在北京请他教育部的同事，老同学、老朋友，画家和篆刻家陈师曾给自己刻了章，是“周树”两个字。他没有忘了家乡的两个弟弟，请陈师曾刻了“周作”和“周建”各一枚，还特给周作人刻砖文印一枚寄回。周作人收到后非常高兴，特此在日记中记了一笔，并说“颇佳”。

    寄杂志和书刊更是经常的事。如鲁迅把看到的新刊物寄给周作人，周作人日记1917年1月24日记有：“得北京十九日寄书一包，内《教育公报》二本，《青年》十本。……晚阅《青年》杂志，多可读，子谷有《断簪记》，颇佳。”《教育公报》对周作人也有用，因为他这时担任了绍兴的教育会长。

    子谷是革命和尚苏曼殊，文章做得很好，他们兄弟在日本时就知道的。《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办的杂志，后来迁到北京，改名《新青年》。当时，他们还不能想到，这个杂志后来成为他们兄弟扬名现代文坛的重要阵地。

    在北京，鲁迅还为周作人的译作联系出版事宜。周作人在日本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当时经鲁迅修改誊清，后来一直藏在箱底，无法出版。周作人这时翻出来，先寄给小说月报社，结果被退回，说他的译法确系对译，不失真相，因为其中“西人面目俱在”，但毛病是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比不上以前林纾的译本的笔墨腴润轻圆。接着又寄给中华书局，照样碰了钉子。

    于是周作人把《炭画》和另一篇译作《黄蔷薇》寄给鲁迅，请他帮助联系出版。鲁迅多方奔走，终于有了着落。签合同、设计封面、纸张印刷都由鲁迅一手操办。

    书出版后，鲁迅把样书十册寄给周作人。

    封面为钱稻孙设计，四角里一个斧头，是书中男主人公杀死妻子所用凶器，中间画一株受风的弯曲的杨柳，是农妇受难的象征，封面上的题字出自陈师曾手笔。鲁迅对印刷纸张等不大满意。但对周作人来说，书能面世，就很不错了。

    周作人在家乡，虽然闭塞一些，但有鲁迅在北京通信息，情况要好很多。他也做了不少事，除了翻译外国作品，也做一些研究工作，此外还帮助鲁迅搜集金石小品和刻印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