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住的绍兴会馆原名山会邑馆，是供山阴、会稽两县来京赶考的举人和候补的官员居住的地方。清末府制废除后，山阴、会稽合并成绍兴县，邑馆也改了现名。它坐落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

    会馆实际上是一个大杂院，整日吵闹不休，很不平静。鲁迅在会馆一共住了八年，期间搬了三次家，开始在藤花馆西屋，后来迁入院中南向小舍，最后住西院的补树书屋。这补树书屋因为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不大有人敢住，倒显得安静。

    鲁迅在这八年里过着单调的生活，每天在会馆和教育部之间行走。在部里又无公可办，常常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半，百无聊赖地枯坐着。他称这种状态是在“做老爷”。

    教育部里两派的斗争十分尖锐，一派是以总长蔡元培为首的革新势力，一派是以次长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北京是旧势力的巢穴，再加上大总统的支持，次长在斗争中总是占上风。

    鲁迅的职务是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后升为佥事，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他受蔡总长的委派，实施美术教育，在夏期美术讲习会上做过演讲。在两派的斗争中，美术教育也成了受害者，竟被次长下令停办。他们要办的是袁世凯命令下来的“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所谓道德教育。鲁迅得知，在日记中痛骂这些人是“豚犬”。

    蔡元培终于被挤下台，鲁迅、许寿裳和其他几位朋友为他饯别。北京的政治气候越来越险恶，复辟的黑云弥漫着。

    正在这时，鲁迅接到二弟的来信，知道自己的好友范爱农因溺水身亡。他很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知道范爱农的水性是很好的，也许他是走投无路自杀的吧？他十分悲痛。

    从二弟的来信中，他知道了较详细的情节。

    鲁迅离开学校后，范爱农的处境很不好。到北京后，又收到他的信，报告了在师范学校遭到排斥的经过，言辞很愤激。莫非那时已经萌生了死的念头？

    鲁迅怀念这位性情直率的老朋友，痛恨那些地方教育官僚。一连好多天心情不好，他写了三首诗：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廖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丁，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第二天，他将诗略作修改，重抄一遍，寄给周作人。他在信中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霹雳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

    周作人将诗拿到《民兴日报》上发表了，自己也写了一首诗《哀爱农先生》：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懔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同鲁迅的诗一样，表现了对俗世庸人的蔑视。

    鲁迅诗中的“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北京的形势，特别是他所任职的教育部官场腐败无能的情景。由于派系斗争无休无止，教育部总长和次长频繁更迭。鲁迅说，他做了十多年的小官，却目睹了一打以上的总长。而且这些总长大都是来做官而不是来办教育的。有的以前是交通总长或别的什么总长，他们是来做“当局”的。

    有一个姓汪的，说话阴阳怪气，手里总是捧一副水烟袋，咕噜咕噜不停地吸，鲁迅对他十分反感。还有一位，装出一副勤勉的样子，让部员多上“条陈”，多提意见，多谈想法。大家上当受骗，条陈上得很起劲、很热切，也总看到总长在“危坐看条陈”，但所提问题，却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后来鲁迅终于悟到其中的秘密，原来看条陈是“做当局”的一部分。这个“做”字用得贴切极了。

    最使鲁迅厌烦的是每年两次的祭孔活动。为了响应袁世凯“尊孔”的号召，教育部特定章程，派部员担任春秋两祭的陪祭官。按照规定，祭祀时间为三天，第一天是“演礼”；第二天陪祭官要住在国子监孔庙的西屋里，并且不准在床上睡觉，只能睡在桌子上；第三天正式祭祀，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丁祭”准备，戴上冕帽，穿上祭服，陪同主祭官，肃立其两旁，依次跪拜。这样呆板的仪式要持续四个多小时。许多部员觉得仪式无聊、荒谬，都漫不经心，敷衍了事。鲁迅1913年9月28日的日记上对此有生动描绘：

    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读经活动，鲁迅常进行抵制。有些地方教育部门为了讨好北京政府，纷纷上呈文，表示坚决追随之意，并且拟出一些尊孔措施。鲁迅所在的科里就经常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巧妙地加以处置，或者按下不表，或者予以驳回。那个将蔡元培挤下台的范源濂在总长任上，竭力提倡读经，鲁迅、许寿裳联合六位浙江籍的部员联名写信，对他的观点予以驳斥。信是一式两份，一份送给范源濂，一份放在办公桌上，故意让大家传看。范总长大怒，暗中报复。鲁迅的两个好友，许寿裳被调往江西，杨莘耜被发配到吉林。

    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复辟步伐也在加快。

    袁世凯为了实现复辟阴谋，加强对舆论的控制，派了大量特务暗中监视，不许人民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当时北京的茶点酒肆及其他公共场所，到处张贴着“莫谈国是”的标语，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作为官员是更应该小心些的。特务部门和军警执法处可以随便抓人，很多人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官员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许他们有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这样一来，大家纷纷找各种办法来消磨时光，而且要做给人看，自己是整天不思进取地玩耍，决不会密谋反对帝制。有的人有钱，花天酒地，嫖娼蓄妾，如蔡锷是典型的例子，从而骗过了袁世凯，趁监视松弛逃走了。还有的玩玩古董书画，也可使人放心。与鲁迅同级的小官，上面两样玩不起，只好等而下之，或者喝茶聊天，或者下棋打麻将，或者唱京戏当票友，更有的打坐念经，拜佛学道……无论如何都算一种掩护，可以避免灾祸。鲁迅是不会打麻将的，只好假装玩古董，贵重的金石品买不起，就买些纸片，收集石刻拓本。

    单是看拓本，不能消磨漫长的岁月，而且也不能每天都去买新的来，于是鲁迅想了办法，动手来抄。这就很需要工夫，一块汉碑上的字有时要抄上半个月，因为碑大字多，汉碑往往又多断缺，有的字若有若无，很难辨认，要左右远近反复端详才行。

    他的抄碑时间大约持续了四五年，一开始固然是上面所说的目的，到后来成了个人兴趣。当周作人1917年到北京时，他的抄碑就纯粹为了达到校勘和整理的学术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