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就是现存已写的一部分我想也还极有价值。

    当时，鲁迅的心情是极其苦闷的，他称自己的这些活动是麻醉灵魂的方法，是回到古代去。有一个时期，他买了大量的佛经，并且跟许寿裳商定，一个人买过的，另一个不要再买，这样可以互相借阅，多购多读。他想从中找到解脱生的苦闷的方法。结果当然是很难找到。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来，他的生活状态是孤独寂寞无助，“无日不处在世忧患中”。

    但这种种方法实际上却起到了使他思想更加深刻的作用。看似耽误了很多时间，却是一种深厚的积淀，将来一旦爆发，就有惊人的力量释放出来。

    他请老朋友陈师曾刻章，刻什么呢？鲁迅说，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吧。意思是“我等着，任凭什么都来吧！”后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作品，小说用鲁迅，诗歌署名唐俟，是这个号的倒置，唐取了同音字，看起来像一个姓，唐俟，照古文的意义讲是“空等”。

    尽管政治混乱，个人生活不安定，心情不好，但他在教育部的工作不是没有一点成效。就他个人来说，是很想多做些事的，他可以说是很勤恳的官员，怎奈社会不给他一个适合的环境。他联合一些部员发起讨论拼音字母的方案，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使章太炎先生的方案得到确定。他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多次到午门城楼上实地考察。另外京师图书馆（现为北京图书馆）的改建、迁移、设立分馆等业务，他也出了不少力。其他事项如到天津考察新剧，到天坛和先农坛考察，筹划改建公园等等，他也都积极参与。

    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倒行逆施，违背民意，注定了没有好下场。他登基只八十三天，就在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声中惊惶下台，忧惧而死。

    黎元洪当了大总统后，请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具有新思想的蔡元培决心对北大进行彻底的改造。他延揽各方面人才，增加课程设置。其中有古希腊文学史和古代英文课，周作人以前有所涉猎。鲁迅就和以前东京章太炎先生国文课上的同学许寿裳、朱逖先等商量，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

    实际上周作人的古英文只学了个初步，看过司各特的《劫后英雄略》，发生了兴趣，拿了英国古代史诗《贝奥武夫》原文加以研究，但凭这些初步知识到大学教英文恐怕还是不够的。

    后来鲁迅又给蔡元培写信，商定了二弟来教书的事。

    周作人是很想去北京的。在绍兴这个小地方，虽然担任教育会长，又在最高学府里教授英文，但总觉没有多大长进。到北京与大哥在一起，并且在全国最高学府里任教，那前途却正未可限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