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引起注意的方法，有点奇特，即往往把话说得很激烈。例如陈独秀把纲常伦理骂得狗血喷头，否定一切旧文学。钱玄同则更是彻底，造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咒语。

    林纾同《新青年》同人们展开了大论战。

    林纾一贯坚持他的桐城派古文主张。当时段祺瑞的皖系军阀里有一个将领叫徐树铮，也自称桐城派，写得几篇古文，编纂过一种古文集。他办的成达中学招揽许多文人，林纾即是其一。因此林纾很想借助军政界的力量，给北大新文化提倡者以有力打击。

    首先是造舆论，他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形式的《蠡叟丛谈》，一篇叫《荆生》，一篇叫《妖梦》。前者写田必美、狄莫和金心异——即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三人一起谈论，诋毁前贤，被一边的荆生听见，大为恼怒，将他们痛打一顿。这荆生孔武有力，而那金心异胆子很小，畏死如猬。荆生显然是指的徐树铮，林纾幻想这位文武双全的将军会来支持他的主张，将敌手清除。而写金心异“畏死如猬”，也属错误，畏死并非刺猬的特性。大约林纾写作的时候气愤填膺，顾不得斟酌词句了。

    《妖梦》写一班非圣无法的人被一个大怪物拿去吃掉了。其中有一个角色名叫元绪公，一看就知道是在影射蔡元培，因为《论语》的注解上有“蔡，大龟也”这样的话。这实在是非常刻薄而恶劣的。

    双方的论争越闹越大，报纸上有了详细的报道和评论。这就是所谓的“林蔡之争”。当时周作人动身去日本接家眷，鲁迅给他写封信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与禽男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旧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

    禽男就是林纾，“世”指蔡元培。一班提倡新文化的人集中在蔡元培身边，北大的守旧派很看不惯，说这些人曲学阿世。这些人便私下里称蔡元培为“世”，到校长室去办事就说“阿世”。

    当时许多报纸都有报道，并且刊登林蔡争论的来往书信，如《公言报》的编者按语说：

    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地菲薄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学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

    这种激烈的言论的确是《新青年》同人常常发表的。周氏兄弟虽然没有被提名，但也附和着陈、胡、钱的观点，只不过他们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较少发表论辩文章罢了。钱玄同还说过要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部封闭，这正合厌恶京剧的周氏兄弟的意思。周作人还发表过《论中国旧戏剧之应废》的文章，说中国旧戏有害于世道人心，是野蛮民族才有的东西。

    林纾在信中指责北京大学某些教员攻击传统文化的言论，列举多条罪状，蔡元培则逐条加以反驳。如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林纾说：“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蔡元培答道：

    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公。公何以证知为博极群书，非能为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做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连周氏兄弟译的《域外小说集》都拉扯进来了。

    至于一些教员的个人行为，蔡元培的回答是：

    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博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留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等，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常者，宁值一笑欤？

    林纾没有力量阻挡新文化运动前进的步伐，他的两篇拙劣的小说，只留下一个笑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