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没有被林纾点名道姓地攻击，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显示的是新文学的实绩，正在大量翻译外国作品，鲁迅还不断有小说发表。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在理论的建设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正相反，他们也发表了许多为新文化助威的文章，特别是周作人在文艺批评方面更有杰出的成就。

    鲁迅对国粹派的攻击是致命的，他的文章往往形象生动。例如《随感录》三十五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其实，要说国粹，他和周作人等一班人在东京时是醉心过而且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也实践过的。周作人说自己在复古的道路上走过很长一段路，但都没有走通，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必须提倡新文学、白话文。

    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他要看到的是文学的内容的改变。新文学、白话文学必须是“人的文学”。关于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他说：

    这区别就只在著作者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和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著满足，又多带著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者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

    周作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文学革命后思想革命的宣言，在当时文坛上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不但陈独秀等人大加称赏，进步文学青年也无不为之鼓舞。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撰文说：“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一号里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说的人道主义为本。”

    这之后，周作人更集中精力写了《思想革命》、《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论黑幕》等论文，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新文学的理论家。

    他认为，文学革命的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如果单变文字不变思想，好比将“三纲”说成“三条索子”，毫无意义，那样，文学革命不能算是得到完全的胜利。

    同时，周作人对于中国旧文学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应当废除。“黑幕小说”不是小说，在新文学上并无位置，文学上的价值是“一文不值”，只可做为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的研究资料。

    有一个时期因为《新青年》内部意见分歧，陈独秀感到孤立无援，常写信向周氏兄弟约稿，如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现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务必请你早点动手。”又一封信说：“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

    鲁迅写了多篇《随感录》，后来收入杂文集《热风》里，都是针对社会上种种现象进行批评的文字。关于这些文章，还有一段公案。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他的几篇文章署了鲁迅的名字，被鲁迅收进杂文集里去了。

    至于到底是哪几篇，他一直没有明确指出，只有一次具体说是引述了法国作者勒朋一段话的那篇文章。查《热风》，是《随感录》三十八，那段话是：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

    揣摩这篇文章的语气，很难断定是周作人的作品，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不存在周作人所说的那种情况。也许在写作的过程中，鲁迅因为自己英文不够好，就请二弟翻译了勒朋书中的这段话。

    周作人回忆录中说，这种名字混用的情况在他们兄弟两个是正常的，外边一般的人不大能理解。这“外边一般的人”肯定包括许广平在内，因为当他第一次谈起这种名字混用的情况时，许广平大为不满，认为周作人是在同鲁迅争名誉。周作人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他那样说并不是要争竞什么，只不过说出实际情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