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受了封建教育的毒害，但没有考上秀才所以没有尝到这种教育的甜头，生活得颓唐潦倒，又好吃懒做，百无一用。他是破落大家族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几乎要讨饭，好不容易找到替人家抄书的活计，却又喜欢喝酒，不久就把书籍和纸笔卖掉，再以后就是混进主人家的书房里偷书，被捉到时则声辩说“窃书不为偷”。

    孔乙己的结局很是悲惨，他偷了丁举人家里的东西，被打断了腿，走不成路，只好“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用手撑着地走。

    他的悲剧在于他至死也不觉悟是科举制度害了他，并且仍然信守封建教育灌输给他的观念，满口之乎者也。

    小说的背景仍在绍兴，鲁迅将它命名为“鲁镇”。主要场景咸亨酒店，据周作人说，是以新台门所在的东昌坊口的酒店为原型，是一个有双间店面的小店，坐南朝北。它是周家几个人合伙开设的，雇了一个伙计和一个徒弟照管，但不到两年就关门了。至于孔乙己这样一个人，周作人也有印象，原型是一个姓孟的人，人称孟夫子。他腿被打断后走路的样子，周作人小时也见过。

    接着，鲁迅又写了短篇小说《药》，其场景虽然也在鲁镇，但具体的描写不多，所以不很明朗。不过，其中所写的事件与家乡和作者的经历分明有关。一是夏瑜之死，显然是在写反清革命者秋瑾的死。行刑地点是古轩亭口，作者隐去“轩”字，在这里打了一个方框。二是吃人血馒头治病，发挥《狂人日记》里的思想，抨击“吃人”的蛮风。此外，周作人指出，驼背五少爷的原型是他们本家的一个叔辈。

    鲁迅写作固然有一些原型，但往往加以艺术化的处理，对于人物，常综合多个此类人的特点，塑造出一个典型来。他用高超的艺术手段，白描的手法，凸现出生动的人物，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产生强烈的震撼力。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十分欣赏鲁迅的小说，多次督促鲁迅多写。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先生的小说，我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他还催促鲁迅赶快结集出版，那就是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周作人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散文方面。他对新文学的成长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新青年》既已在社会上引起注意，新与旧的斗争正激烈地进行着。新文学的提倡者们觉得一个月刊出版周期太长，不能起到迅速出击或反击的作用，遂起意办一个周刊，这就是《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周作人等在蔡元培的办公室开会，商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每人助刊资三元。大家商定今后《新青年》偏重刊登翻译和创作，而《每周评论》则主要刊登理论和批评文字，着重对旧文学和旧思想的攻击。

    周作人立即写了《人的文学》，交给陈独秀，显然他早有准备。陈独秀收到文章，极为高兴，写信说：“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于是，周作人赶写了《平民文学》、《论黑幕》等文章，刊登在《每周评论》上。

    胡适在十几年后评价新文学的理论建设时，还称赞周作人这篇文章是当时改革文学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实在。他的文章比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胡适所写的理论文章要深刻得多也新颖得多。

    傅斯年，学生刊物《新潮》的主编，看到这篇文章，大加赞扬，把周作人奉为文学革命的先驱，并且在自己的刊物上转载周作人的作品。因为《新潮》是北京大学学生办的刊物，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周作人被吸收为社员。后来傅斯年出国留学，他又被推举为该杂志的主任编辑。

    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的名声。

    但尽管他们的收入相当丰厚，负担还是比较重，每月都需要给绍兴寄家用钱，并且常常给日本周作人岳父家寄钱。一家分散在两地甚至三地，生活上很不方便。鲁迅和周作人曾回家探亲，但路途遥远，每年次数不能多。三弟建人早些时候来看望过大哥。平时就只有靠通信联系了。

    他们的通信非常频繁。鲁迅不但给三弟写信，而且还给二弟妇羽太信子、三弟妇羽太芳子，甚至给还在上学的羽太家的小女儿福子写信，日记上都有记录。但这些信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知道有的来信是要鲁迅给他们寄钱。鲁迅在一天的日记上记着：“作札半夜，可闵！”慨叹写信太多。

    那么，如果把全家迁到北京来，是不是会好一些呢？这一点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以前他们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搬家需要很大一笔开销，将来在北京的大家庭生活需要更多进项，单靠两个人的薪水怕难以维持。如果能有更多的稿费收入，日子就可以比较宽裕了。

    就在这个时候，绍兴家里来信说，因为新台门的房屋已经卖得差不多，新主人要他们尽快搬家。这使他们下定了决心：把绍兴的家眷全部接到北京。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

    首先，要在北京找到房子。从1919年初开始，鲁迅四处看房，先后到报子街、铁匠胡同、鲍家街、广宁伯街、辟才胡同、蒋街口、护国寺等地察看，直到7月间，选中了新街口八道湾姓罗一家的房屋。到11月初付清全款3500元，中保人酬金175元，不包括修缮费。

    鲁迅之所以选定这所住宅，是因为这里不但房间多，而且院子里空地比较大，考虑到两个弟弟都有孩子，适宜他们游玩——接受了新式教育，鲁迅很注意于儿童天性的发挥。后来许寿裳来看了，说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这一切准备工作，几乎全是鲁迅一个人完成的，看房、交涉、办各种手续，甚至借钱等事，鲁迅都没有让二弟插手。周作人3月间告假回乡，住了将近一个月。他的计划是趁搬家的时机，将妻子儿女送回日本省亲，然后直接由日本到北京。

    4月间周作人率全家到日本，故地重游，倍感亲切，真有些流连忘返。在日本，他广泛接触了文化界人士，特别参观了那里的“新村运动”，思想上获益不浅。这时的周作人已经不是一个穷学生，而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文化思想界的名流，因此获得了相当的尊敬。

    其间，因为发生五四运动，他只身回国，8月又回东京接家小。8月10日到达北京。鲁迅日记上有记载：“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谧、蒙及重久自东京来。”

    因为八道湾新居还没有修缮好，绍兴会馆又不让住女眷，鲁迅为他们找了会馆附近一家姓王的宅子暂住。

    11月21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搬入八道湾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