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正在进行着的学生运动非常关心。但作为教育部官员，而且当时还没有到大学任教，他没有直接参与，正在为家事忙碌。周作人呢，虽然是北大教授，但那时正陪着妻小在日本探亲。如果在北京的话，他当然会参加的。

    周作人没有赶上五四，却赶上６月３日的更全面的爱国大游行。他虽然没有参加游行，但在路上被警察的马队驱赶，也很遇到些惊险，过后他写了《前门遇马队记》。文章写他被军警的马队冲击受惊吓的过程，几乎没有愤怒的语言，而是以假装痴呆的语气讽刺了残暴的统治者。他说自己从前在外国走路，并没有遭到过军警的呵斥驱逐，想不到在本国的首善之区却大吃了一惊。那一时，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真是性命交关。他惊魂甫定，这样想道：

    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说话，谅他一定也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圆都丢了。

    ……

    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表面上埋怨无知的马，实际上是谴责骑在马上的人。说的是反话，暗含着讽刺。周作人喜欢写这样的文章，但并不是每篇都能得到读者理解。一般爱读率意直说、铺张扬厉文字的读者，读不出这类文章的意蕴。然而这一篇却从反面遇到了知音。文章写好后，交给李大钊，很快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当时警察所很注意这份杂志，经常派人到编辑部检查。有一个检查官对李大钊说：“你们的评论不知怎么总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来，实际上全是要不得。”后来李大钊对周作人说，那人指的就是《前门遇马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