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十九分离温代尔，四点三十二分抵克莱蒙纳），旁边还有个不大显眼的参照符号，标明每周星期五，且只有星期五，这班两点十九分的火车开往远方一个同样冠有一个悦耳动听的意大利名字的比较大的城市，中途在克莱蒙纳有一站。可是对普宁来说，不幸的是他那份火车时间表是五年前印的，其中有一部分早已不管用了。他在温代尔学院教俄语，这是一家多少带点地方性色彩的学府，其特点是美化了的校园正中开了个人工湖，爬满长春藤的走廊把各座大楼连接了起来，几幅壁画展现该校一些易于辨认的教员正在把知识火炬从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和巴斯德①手里传给许多傻大肥粗的农场小伙子和姑娘，此外还有一个活跃而兴旺的庞大的德语系，系主任哈根博士得意扬扬地称它是“学府里的学府”（说的时候把每个音节都念得非常清楚）。在一九五○年秋季一学期里，注册念俄语的学生不多，有一个过渡班的学生，爽直而认真的贝蒂•勃里斯，一个仅露了名字的高年级学生（选了学分而从没上过课的伊万•德勃），还有另外三名欣欣向荣的初级班学生： 约瑟芬•马尔甘，他的祖父母都生在明斯克②；查尔斯•麦克白斯，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已经处理了十种语言，准备再埋葬十种；无精打采的爱琳•兰，有人对她说一旦掌握了俄文字母就差不多能阅读《安娜•卡拉马佐夫》③原文版啦。普宁作为一名教员，根本没法跟那些分布在美国学术界各处的了不起的俄国太太小姐们竞争，她们尽管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却不知怎地只凭直觉、巧嘴灵舌和一种母性活力，竟然在那种伏尔加母亲河歌谣、红鱼子酱和茶炊的氛围里，把她们那艰生而美丽的语言的神秘知识一一灌输给一群懵懵懂懂的学生了；普宁作为一名教员，也从来没设想过要进入近代科学语言学的崇高殿堂——苦行僧般研究音素的学术界，一些认真的小伙子在那殿堂里面学的不是语言本身，而只给教会了一套方法来教别人也用那种方法来教学罢了；那套方法犹如瀑布一般，水花从这块岩石泼溅到那块岩石，不再是一种合理导航的媒介，然而在难以想象的将来也许会有助于发展深奥的方言土语基本的巴斯克语①什么的——只有某些精制的机器玩意儿才能说得上来。普宁对他这份工作无疑采取一种逍遥自在的业余态度，他确实只靠一家比温代尔学院大得多的学府的斯拉夫语系主任主编的一本文法书来教课，那位主任是个年高德劭的骗子，俄语蹩脚得简直是个笑话，可他却宽宏大量地让别人匿名苦干出来的产品借用他的大名出版。普宁尽管有许多缺点，却具备一种老派的魅力，令人敌意尽释，他那位忠实的保护人哈根博士在一些脾气别扭的校董面前力称那种魅力是一种精巧的进口货，值得用本国现金支付。普宁一九二五年左右在布拉格大学荣获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到了本世纪中叶已经变成没多大用途的头衔，可他作为一名俄语教员倒也不能说完全不称职。他招人喜欢，并非由于什么主要才能，而是由于他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插科打诨，他一离题东拉西扯就会摘下眼镜，一边眉飞色舞地追忆往事，一边按摩他那副现实的镜片。用蹩脚的英语扯怀乡话题啦，自传性质的奇闻轶事啦，普宁怎样来到Soedinyonn225e Shtat225（合众国）啦。“登岸前在船上接受海关检查，好好！‘没什么东西要报关吗？’‘没有。’好好！然后是些政治问题。他问：‘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就回答”——这位开讲人由于打心眼里涌现一阵暗自得意的欢乐而暂停一会儿——“‘首先，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该怎么理解呢？是实际的呢，形而上学的呢，理论的呢，神秘的呢，抽象的呢，个人的呢，还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我年轻的时候，’我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就展开一场很有趣的讨论，结果我在埃利斯岛①整整度过了两个星期。”——肚子开始起伏，一起一伏，这位开讲人捧腹大笑起来。还有一些更妙的幽默场合。仁慈的普宁带着一种羞答答的神秘表情，一边准备为孩子们讲些自己当年领略过的妙趣横生的事儿，一边自己先忍俊不禁，露出一嘴残缺而可怕的黄牙，然后会打开一本破旧的俄文书，翻到他小心夹了一张精致的人造革书签的地方；打开那本书的时候，脸上往往会浮现一种惊慌失措的神情，使他那温顺的容颜全然改色；他张着大嘴，狂热地来回翻弄那本书，可能要过好几分钟才找到所需要的那一页——或者对自己毕竟标对了地方而感到满意。他选的段落大都摘自差不多一世纪以前奥斯特洛夫斯基②草草写成?一些有关商人生?习气的、古老而幼稚的喜剧，或者出自一出同样古老、甚至更古的、靠曲解词义取胜而价值不大的列斯科夫①的闹剧。他用亚历山大古典剧院②（彼得堡一家剧院）那种洪亮热情的声调，而不是用莫斯科艺术家剧院那种清脆纯朴的声调，把这些老古董念出来；不过要欣赏这些段落至今尚存的任何妙趣，人不但得充分熟悉方言土语，而且也要有丰富的文学见识，他这个可怜的小班内的那些学生这两样可均不具备，因此只剩下这位表演家独个儿在欣赏课文里微妙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