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兹很快就在他的新家安顿下来：普利茅斯郡监狱126号牢房，这是一座混凝土浇铸的庞然大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年这位清教徒登陆美洲的地方——普利茅斯港口，越过港口，就是鳕鱼角海湾。他再次过起监狱的日常生活，他在蒙特利尔和亚特兰大的时候对此非常熟悉：每天凌晨起床，穿上囚犯的灰色制服，在监狱的图书馆里工作，晚上八点半钟准时熄灯。他仍然保持着自己那完美无瑕的品味，要求在他的文具上雕刻上这样的字眼——“查尔斯•庞兹，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好像这座监狱是他在海边的夏季别墅一样。

就在庞兹宣布自己有罪的几天之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对这个事件下了折中的结论，好像是个墓志铭。首先，文章指责他是个“天大的骗子和骗取人们单纯信任的大叛徒”。但是《时报》承认，庞兹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人。“关于庞兹的勇敢和侠义，有些独特的东西，也有很多有启发的东西，虽然不是坚信不移，但是我们认为他很有可能像他的受害者一样容易轻信别人，而且他像欺骗别人一样欺骗自己，”《时报》谨慎地说道。“我们厌恶对庞兹草率而又粗枝大叶地定性，因为我们对于那些被他欺骗的人们没有同情。他们仅仅表现了自己的贪婪——急切地想要得到大量的财富，而不想付出劳动——他们丝毫没有庞兹所具有的履行誓言的风度。”

几个星期以后，纽约人开始投票选举州财政部长，给负责选举的官员印象最深的是，有两个名字没有列在候选人名单上，却被选民写了出来，那就是：约翰•洛克菲勒和查尔斯•庞兹。他曾经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和这个人并驾齐驱。

在庞兹被捕以后，波士顿的各大报纸还报道了一些人在这次金融疯狂中失去财产的故事，但是记者们对于个体受害者没有多少兴趣，很快就没有人关注了。这些故事中没有提到投资人的姓名，当然是为了避免让他们受到更大的伤害和感到更多的尴尬。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喝醉的退伍老兵告诉记者说，他本来希望好好利用他那700美元积蓄，赚一大笔，然后搬到亚利桑纳州，那里有政府开的一家康复诊所。但是他没有成行，而是滞留在波士顿，不停地咳嗽。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描述了她如何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得到了8000美元，但是都损失掉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哭泣着说，他们本来相信庞兹，把要寄给意大利亲戚的2600美元给了他。

在庞兹公司崩溃之后，几百名庞兹的投资者蜂拥而至，来到马萨诸塞州州议会大厦，一些人大声哭泣，另一些人宣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们都在政府的记录册上登记了自己的姓名，希望可以找回至少一部分钱。但是有些人显得很沉着冷静。一个裁缝告诉记者，他对“不劳而获的财富”极端渴求，这使他给了庞兹800美元，而他妻子则强烈反对，她说：“杰克，你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运气的。如果你打赌太阳会在早上升起来，那么加百利要在天亮之前吹响他的号角，你才会有这个运气。你还是把钱存在银行里吧。”他没听他妻子的话。“我把钱给了庞兹。当然，现在他败落了。这也是我的幸运。”

另一方面，有些庞兹骗局的赢家——也就是那些在庞兹败落之前获得了50％利息的人——他们都自愿把钱上缴了。其中一个人叫约瑟夫•珀尔斯坦，此人因为卖旅行包从罗斯•庞兹那里听到有关证券交易公司的消息。“这是肮脏的钱，”珀尔斯坦说,“我不想要。”

总的来说，庞兹的投资人遭受了损失，他们舔着自己的伤口，继续生活下去。以后十年里，每年的12月份，他们都会接受别人的提醒，告诉他们警惕自己的轻信和贪婪的欲望。破产法庭指派的委托人给了庞兹的债主一小笔钱在假期使用，直到这笔钱用完为止，这个案子也在1930年底画上了句号。在庞兹公司倒闭的时候，还有两万人持有庞兹票据，他们收到的赔偿金相当于总投资额的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