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的政策，致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南京《晨光》社记者孙凤鸣，激于爱国义愤，开枪打中他的肋骨，虽未送掉性命，可是这粒子弹，迄今犹深嵌在他的肋骨里；不久前，又在河内遭陈恭澍等军统特务的暗杀，虽未受伤，但亲信曾仲鸣却成了他的替死鬼。至今尚有余悸。现在又提到“安全”，对他来说，正像上海老百姓提到76号那样，同样的头疼。丁默邨与李士群要他在76号里睡两个晚上，心里委实不甚愿意。但又生怕不这样办，万一这天在路上出了岔儿，丢掉了性命怎么办?于是只好接纳了丁、李的意见，带了陈春圃和几个亲随副官保镖住到了76号。李士群特别表示殷勤，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汪，汪叫陈春圃也睡在房里，把带去的副官保镖，则拦睡在房门外面。可见汪精卫那两晚睡在76号，也是提心吊胆的。

    再是，严密封锁会议的内容，连那些所谓“代表”，也是到了会场才告诉他们的。开会的那天，为了迷惑外人，还在76号门首高搭彩牌，中间还缀着霓虹灯的“寿”字，把里面的闹剧，伪装成是在做寿。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地段在租界的防务方面，归意大利的驻沪军队负责，于是由日本人出面与之联系，派了一排意大利的驻军，携带了机枪，荷枪实弹，驻在76号的对门，还煞有介事地把机枪对准了76号大门，名为监视，实则保护。因为这样一来，英法租界的捕房方面反而不好有所动作，怕与意大利军队发生误会。76号则也给驻沪意军一个“下场势”。在开会的那天，76号的大门，始终紧闭着。那些来开会的“代表”，自己有汽车的，一概绕道极司非而路开纳路（今武定西路）口，从日本沪西当时上海富贵人家做寿时兴搭建高大牌楼宪兵分队后门的小路进入76号的后门。没汽车的，由76号西首的华邨，转入76号，也可不经大门。为此，在开会的前夕，76号派出许多特务，各持武器，威逼华邨这条弄堂里所有的房客，当夜全部迁出，空出来的房子全部占用，并在76号里的花园与华邨相隔的一垛墙上，开了一个壁洞，没有汽车的“代表”，就从华邨钻壁洞而入76号。开会前后，大雨滂沱，这些钻壁洞的家伙，固然淋得相当狼狈，而在一个晚上被逼迁移的居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汪氏所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系于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昌举行，即汪当选为副总裁之一次），在上海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举行。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著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著，开著的只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著通道的两侧，虎视眈眈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说到要开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首先就是代表的拼凑问题。明知是假的，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之情况下，哪里来各省市、各特别党部和海外党部的代表，只得做个样子，找些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党棍子来凑数。当时就指定人分区包办招揽，记得华中方面是由丁默邨，华南和海外由林柏生，华北则由周化人。这样一来，真的是集乌合之众于大成，而汪记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就于1939年8月底宣告开幕于沪西极司非而路76号了。

    ——陈春圃《“六全大会”滑稽剧的表演》

    民，则更是凄惨万状。

    “大会”是在8月28日上午开始的，主席团为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溥侗等。会议开始时，有人在“大会”秘书名单中，发现了有卢英的名字，便骚动起来了。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便推出上海“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浙江“代表”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与湖南的戴策等，要求见汪精卫。当由周佛海代见。周说：“汪先生已在睡午觉，有什么意见，可向我提出。”于是有人就质问，这样一个“大会”，为什么在大会职员名单中，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在内?这话在周佛海听了，心里一定感到好笑，那你们自己又是什么人呢?但周没有当场提出来。有人接着说：“以一个汉奸来任大会的秘书，我们都羞与为伍。”周佛海一听，似乎有人要拆台的样子，于是不能不来一记杀手锏，他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接着又说：

    “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

    且卢英为了迎接汪先生，汽车翻了，几乎连性命都送掉，他对和平运动，确是深抱热忱。”经周佛海这样一讲，几个人都面面相觑，觉得自己的资本确乎有不如卢英之处。周一看自己争取到了主动，于是就反过来将一军，继续说：“再说，现在汪先生左右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且卢英今天也在会上，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不要以为卢英做了‘大会秘书’，各位就感到不舒服。我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为中央委员哩。要是谁认为不应该，而要把大会拆台，那也没有办法，只要他能负这责任就行。”周佛海觉得与其吃一段，掐一段，不如爽快掀开来，求个总解决来得干脆。这记杀手锏，居然一记命中，使那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们谁都接不上一句话来，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双方下台的办法，就是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中央委员”，且把卢英的名字，排在最后一名，算是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