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9月，76号成立，以迄1940年3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的组织人事却变更了多次。从1939年9月伊始，76号的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李士群、唐惠民，秘书主任先后为茅子明与庄滢，秘书有庄滢、曹慎修，外事秘书夏仲明，会计主任叶耀先，总务科长萧一诚，交际科长丁时俊，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直属警卫大队长张鲁，第一行动队长林之江，第二行动队长杨杰，第三行动队长张劲庐（女），租界警卫队长潘序东，直属行动组长王佩文，招待所（极司非而路55号）主任张劲庐（兼）。此外，还有一个警官训练班，亦即特务训练班，对外名称叫“聚川学院”。班主任丁默邨兼，教育长茅子明兼，主任教官余朴。到9月初，又加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啸天，第二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继武，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士群（兼）。

    到了9月底，除原有的科、队、会外，又增没了四个厅：第一厅厅长王天木，第二厅厅长林之江，第三厅厅长何天风，第四厅厅长苏成德。为时仅一个月左右，又把各委员会和厅一并撤销，改为四处四室。四处：计第一处处长先后有陈明楚、谭文治（又名质彬）、万里浪，副处长罗梦芗；第二处处长先后有马啸天、胡均鹤，副处长先后有石林森、魏曙东、姜颂平；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副处长沈风岗；第四处处长潘达，副处长钱人龙。四室则为：督察室，主任先后有杨杰、裘君牧，副主任王佩文；专员室，主任沈信一，副主任季庆仁；审讯室，主任先后有汪瀚章、蔡鼎成、康焕栋、张炳康、张炳扬；化验室，主任姚任年（原名姚人彦），副主任岳光烈。

    同年11月，由于特务活动的疯狂扩展，人事增多，又增添了四个处，即：机要处，处长傅也文，副处长钱新民；总务处，处长叶耀先，副处长孙时霖；情报处，处长唐克明，副处长王道生；电务处，处长晋辉，副处长先后有余玠（原名李开封）、周鼎，余与周还先后担任过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

    上面这些机构人事的变动，除了何天风、陈明楚、钱人龙、谭文治等为重庆特务所暗杀，或如王天木因案给76号关押外，暴露了丁、李之间的矛盾，双方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虽尚未臻于明争，已进入了暗斗的高潮。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沐猴而冠，丁默邨便被李士群一脚踢出了76号。李士群又把76号的人事机构，重又调整一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图为汪精卫在汪伪国民政府官邸发表“建国”讲话。

    番，即把原来丁默邨的蟹脚，如茅子明、庄滢、萧一诚、曹慎修、丁时俊等，都免了职。增设了主任办公室，以原来的机要处处长傅也文任书记长，另以黄敬斋为秘书，以余百鲁接替了张劲庐的兼职，而为招待所主任，副主任为王佩文。以宋负薪为修械所（后改为复兴兵工厂，厂址在愚园路）主任。以叶观达、朱照生先后为特工总部看守所（在76号内）主任，以王吉安为南市看守所主任。并将吴世宝的警卫大队改为警卫总队，下设五个大队，以吴世宝为总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队长，驻76号；以郭忠和为第二特务大队队长，也驻76号；以张国震为第一行动大队队长，驻极司非而路55号；以顾宝林为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驻星加坡路（今余姚路）青云里24号；以王吉安兼南市警卫大队队长，驻南市警卫厅路集贤邨6号。南市看守所也设在里面。

    除上面所说的特工总部警卫总队之外，又添设了特工总部行动总队。下设六个行动大队：以林之江为总队长兼第一行动大队队长，驻忆定盘路37号；以吴振明为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驻康家桥62号；以杨杰为第三行动大队队长，驻忆定盘路35号；以万里浪为第四行动大队队长，驻愚园路818号；以张劲庐兼第五行动大队队长，驻马路桥钱家巷38号；以潘公亚为第六行动大队队长，也驻康家桥62号。

    这类行动大队，后来增设到二十多个，分别驻在江浙各地区的特工站内，配合当地的特工站从事特务行动工作。另外，还有一个警犬训练班，委任傅志远为主任，从事警犬的训练。

    除了上面这些机构外，又建立了好几个外围组织，如设在极司非而路75号，以李士群为社长，胡均鹤为书记长的“海社”；由夏仲明负责的“上海法院同仁会”；以叶耀先、孙时霖任正副经理的“立泰钱庄”（后改为立泰银行，行址在宁波路，今淮海东路）；以黄敬斋任经理，蒋晓光为总编辑，胡兰成为主笔的《国民新闻》社；以尤菊荪为经理的“东南贸易公司”（设在76号，后迁杭州）等等。通过这些组织，76号将特务触角伸向文教、司法、新闻、金融各界。

    1939年9月，特工总部的副主任唐惠民，在南京颐和路21号建立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南京区。它是在汪伪政权建立前，在南京最早成立的一个特务组织，也是76号魔爪由上海伸向其他沦陷区的开始。后来，唐因事撤职后，继其任的先后有苏成德、马啸天、晋辉等三人。

    胡兰成（1907－1982），浙江人，出身贫寒，从小聪明好学，有“乡间才子”之称，自视甚高，不甘心在家乡教书，当一辈子“孩子王”，不久便离开家乡，闯荡四方，但郁郁不得志。1936年“两广事变”期间，在《柳州日报》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积极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引起各方注意。汪精卫系统的《中华日报》也邀他撰稿。

    抗战爆发后，胡兰成到香港任《南华日报》编辑，他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陈璧君赏识，陈即命主持《南华日报》的林柏生提升其为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