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章正范就打来电话，约汪到他家里去吃晚饭。晚饭后，章才对汪说：“我已与默邨约好了，稍待一会儿，我便陪你去看他。”章又说：“默邨这次到上海，是李士群把他从昆明找来的，因为李知道丁在那里养病。李之所以要把丁找来上海，是因为日本人要李做‘行动’，李自知在蒋介石的特务圈子里，他的声望地位都不足以号召，所以李自己宁可退居幕后，把丁找来做前台经理。丁正在犹豫，适在这个时候陈立夫要他到上海来活动，于是，丁遂毅然就道。丁之所以来沪，与其说是应李士群之邀，毋宁说是奉立夫之命而来，更符合实际一些。”章正范的话，是用迂回的方式，把李士群找丁默邨来上海的这一段经过，硬拉到陈立夫头上来，以符合丁默邨所标榜的：他之此来，是衔立夫之命。至于章正范为什么会把李去找丁出来的这段经过，也告诉了汪曼云，可能由于章觉得自己与汪毕竟是弯过脚膝的把兄弟，在道义上，也感到不忍相瞒，才向汪露这底的。于是，汪、章乃相偕出外雇车，同到大西路67号。

    自从于松乔暗杀李士群的计划泄露后，汪曼云已很久没有到过67号了。这一次来开门的，还是李士群的保镖，那个苏北人张鲁。

    他照例地把章与汪引到了楼上的起坐间。室内家具照旧，使汪感到意外的是墙上悬有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旗的当中，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这种景象，自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后，已是“久违”的了，而现在居然再度出现，而且是在一个汉奸的家里，确实使汪曼云感到十分惊异。

    正在这个时候，丁默邨已走进了起坐间，因为都是熟人，且又久别，便欣然道故。丁默邨就从悬挂的国旗和孙中山的遗像，谈到了他这次到上海来，是奉“立夫之命”。丁说：“因为抗战，这样的抗下去，总不是一个办法，更不能把中国这样抗完，乃至永不翻身，所以立夫要他到上海来开道，另找一条出路，一俟时机成熟，立夫自己也要来的。不过在未完全成熟的时候，为了他的处境，我们还应当保守秘密。

    至于日本人那里，我已和他们作过初步的交涉，他们应允我们仍用国民党、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丁随手指着在墙上的国旗和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说：“你看，这些情景，你已久违了吧?”汪听了只报以会心的微笑。丁接着问汪：“老兄有什么意见?”

    汪说：“这是一件大事，你别见怪，恕我直言，用你的大名来号召困难是很多的，干脆说是不够的。这并不是你的才具不足，而是由于你过去的工作环境。别说党外的人不知你是谁，即便党内的人，若非‘C.C’骨干，也很少有人知道你，所以你做这件事，问题倒不在才的方面，而在号召力上，至少是事倍功半的。可是事到如今，你已骑上了马背，当然不能因困难而就此歇手，为求事半功倍，迅速成功，我觉得倒不如去接上汪先生（汪精卫）的关系，好在汪已发表了《艳电》（1），假

    使我的意见能为你所接受，我相信一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丁便说：

    ”“你的看法与提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汪先生那里，我可以派人去联系的。”汪又问丁：“你现在有多少人?”丁说：“现在多啦，我们最早的发起

    （1）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艳电》，对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作公开的响应。他提议国民党中央接受近卫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而近卫的所谓善邻友好，就是要我国放弃对东北的主权，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抗日斗争；所谓共同防共，是以反共为名，要在中国内蒙等地长期驻扎日本军队；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中国为日本开发内蒙、华北的资源提供便利。

    人是七个，眼前我和正范兄外，还有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翦建午与叶耀先。”（这七个人即后来所传的“七人委员会”，但李士群告诉马啸天，七个人中没有章正范、翦建午与叶耀先，而是李志云、杨杰、张鲁）。接着又谈了一些上海的风花雪月，作为收场。这晚的谈话，虽在李士群家里，李却没在场，或许是由于李已退居幕后，干脆不露面了。

    与汪精卫合流，汪曼云充当牵线汪精卫发表《艳电》声明以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汪曼云，蠢蠢欲动，准备追随汪精卫。汪曼云对他加入国民党十多年来，一直不被蒋介石重用，十分不满。他想，汪精卫发表《艳电》，声明反对抗战，要与日本实现“和平”，当然希望吸引一批喽啰，为之摇旗呐喊。自己既然不能得到蒋的青睐，难道在汪精卫急需用人之际，他紧密追随，会不被重用?于是，他想通过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与汪精卫发生关系。可是汪精卫对这位襟兄褚民谊却并不重视，除由陈璧君寄了一份铅印的《艳电》原文给褚外，并未附有片纸只字，内幕究竟怎样?褚民谊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久，在河内发生了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被杀事件，这使褚民谊吓破了胆，生怕因与汪精卫的关系，1938年12月，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