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知道了这经过后，便把这股怨气都集中到吴开先身上，于是愤然写了两封信，一给吴开先，大骂一顿，说是枉为相交十年，使人失望；一致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要他彻查消息来源，并说不日将来汉自请侦查。后来收到了吴、朱复信，“中央对兄信赖甚深，都说：不必去汉，尽速回沪。”于是汪在香港过了杜月笙的生日后，便又买票回到上海。汪从这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和据上海日本领事馆消息这两个线索上，才发觉上述情况是唐惠民搞的鬼，因为这时的唐惠民，已成了一个情报贩子，既替“C.C”做情报，也替日本大使馆搞情报（上海日本领事馆是属日本大使馆的）。他这条消息中张柱尊任伪水产局长确有其事，但并不是张师石，所以这不能说他是假的，而把假的汪曼云的消息夹到真的里面。使“C.C”信以为真。这个情况，汪曼云是通过中央通讯社的上海负责人冯有真的帮助，才弄清楚的。从此，汪对做特务的朋友，总有几分戒心，不敢得罪。汪曼云吃了这苦头，当然不能向唐惠民或李士群去说穿，可是章正范是知道的，也许章正范生怕丁默邨的这个组织，汪知道有唐惠民轧脚，不愿参加，事先告诉了丁默邨，所以丁才对汪提出关于唐惠民的保证，丁所指的就是这一段经过。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委员被叫到重庆去参加中央训练团第二期集训的共三个人，除汪曼云外，还有吴修与张载伯。汪在动身前，先

    76号有些特务，起初既替“C.C”做情报，也替日本大使馆搞情报。图为上海日本领事馆。

    打了一个电报给早已在香港的陈次溥，告以行期与船名，以便一到香港便能见面。汪等一行，原想乘德国邮船“波斯顿”号的，后经人介绍改乘昌兴公司的“广东号”该船的设备条件都好。“广邮船，由于雾大，东号”被从香港开出的法国邮船“杜美总统号”拦腰一撞，受了重伤。经过努力，“广东号”虽然脱离了险境，但却大大推迟了到达香港的时间。

    当“广东号”在九龙码头靠岸的时候，汪曼云在人群里看到了陈次溥。船一停稳，陈次溥马上冲上船去，见到汪便说：“恭喜，恭喜，我们听到撞船的消息后，大家都为你焦虑。”汪怕陈再说下去，就急忙替陈介绍同来的吴修与张载伯。一行人过了海，即在六国饭店找到了两个房间。陈又暗暗与汪约好，待与周佛海联系后，再来接汪。就在当天晚上，陈又来六国饭店给汪回信，约汪明天下午三时半去看周。

    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陈陪同汪曼云，到了九龙约道五号。周佛海住的房子是一幢小洋房，来开门的是两个彪形大汉。当周佛海听到陈次溥陪同汪曼云来到，便与梅思平一起迎到楼梯口，在楼上起居室坐定后，周佛海先开腔说：“我们得知‘广东号’出了事，很为你焦虑。”接着就谈到了“正题”。周对抗战前途，当然不会乐观。好在陈次溥与汪曼云等在上海的活动情况，早已由陈向周、梅作了介绍。接着汪曼云便把丁默邨在上海的情况，叙述了一遍，又从怀里掏出了丁默邨的信交给了周。周与丁不仅都是“C.C”的大将，又属湖南同乡，关系较密。但丁怎么会在上海，也出乎周、梅的意外。周看了信后，便对汪说：“怪不得日本人一再问我，丁默邨与汪精卫有什么关系?我总是答不出来。同时，淑慧（周妻）对我说，翦建午在尖沙咀码头，老是盯着她，说要想见我。我说，翦是‘C.C’特务，要她提高警惕，设法回避。现在既经默邨来信说明，我也可以见他了。”经汪曼云这番拉牵，丁默邨与汪精卫集团总算挂上了钩，使汪精卫的叛国活动又多了一个帮凶。

    忆定盘路95弄10号

    汪曼云在渝受训后于1939年6月底回到了上海。这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正在改组，由原来的“常务委员制”改为“主任委员制”。并派在上海沦陷时逃出上海的童行白回来做主任委员，还派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郑亦同来沪指导。可是不久，这位中委郑亦同，给76号的特务一吓唬，就悄然逃走了。

    丁默邨听说汪曼云回沪，就在百乐门饭店开了个房间与江见面。汪告诉他在重庆的经过，还谈到虽与立夫几度见面，但从未讲起丁的情况。算是忠实地履行了对丁的“诺言”，丁深感满意。

    汪精卫在“重光堂”签订了卖国密约《日华协议记录》后，即于1939年5月末到上海，筹组伪政权。抗战爆发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就设在“重光堂”，即“土肥原机关”。1939年初，日特清水董三将李士群、丁默邨介绍给土肥原，受到重视。请示东京军部批准，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由晴气庆胤中佐负责执行。土肥原一手制造了伪满洲国，但在上海却一筹莫展，于1939年让位于“梅”机关，灰溜溜地回了东京。

    土肥原回东京后，“重光堂”即是“梅”机关所在地，由影佐祯昭少将为机关长，重点是组织汪伪政权。汪精卫等大批汉奸到上海后，影佐即将“76号”改为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成了汪逆的政治保卫机关。

    汪伪政府成立后，影佐任最高顾问。“梅”机关换汤不换药，改为“最高顾问团”，上海旧址仍设在“重光堂”，直至日本投降。

    土肥原贤二

    这时汪精卫、陈璧君、汪屺、陈国琦、陈国强、陈常焘、周隆庠等已到了上海，从香港来的则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樊仲云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