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公布后，他的汉奸意图已是路人皆知。举国上下共愤申讨。汪精卫撕下了所谓“和平运动”的遮羞布后，变本加厉地利用特务机关采取暗杀、绑架等手段，在上海和其他敌占区制造白色恐怖，妄图扼杀舆论，镇压抗日群众。同时，由于蒋、汪矛盾的加深，76号与蒋介石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之间，也展开了猛烈厮杀。于是，在上海、在南京，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下面记述的，仅是其中荦荦大者。

    向法官开了第一枪

    汪精卫鼓吹卖国投敌的“和平运动”，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舆论一致的谴责。汪精卫便想利用特务来压制舆论。李士群为了对汪精卫履行“甘为前驱”的诺言，在舆论的围攻之下，替汪精卫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派了大批特务，今日抢报纸，明天打报馆，特别在1939、1940两年，使上海孤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当76号去打《大美晚报》馆那天，英（即公共租界）法两租界当局，法租界已得到情报，有了戒备，而法租界尤为森严。也不知是吴世宝派去的这些特务打手临场胆怯，还是真的弄错了对象，没打在法租界的《大美晚报》馆，而打了与它望衡对宇，在英租界的《中美日报》馆。《中美》虽替《大美》挨了打，可是有几个特务打手却落了网，给英租界巡捕房抓了去，第二天解送设在公共租界的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都判了刑。于是这批特务的家属，都哭哭啼啼地闹到了76号，要吴世宝替他们设法。吴当场拍着胸脯，叫大家放心。并说：“我吴世宝做事体，是一向有肩胛的。”于是一面请律师提起上诉，一面为了给承审的法官一些压力，由76号出面，写了一封恐吓信给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公共租界的上诉法院）的刑庭庭长郁华（字曼陀，系文学家郁达夫的胞兄），要他对这件案子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否则，对他不利。

    郁因这件事，既有捕房的起诉，又有舆论的支持，在法律上也罪责难逃，于是毅然下槌维持原判。于是，76号便着夏仲明派遣吴振明、潘公亚，带领了特务打手，潜伏在威海卫路智仁勇女中（这时因战事关系，法院未在公共租界北浙江路的原址，而在临时租借的威海卫路智仁勇女中办公）附近，当郁华从善钟路的家里，坐着自备包车来法院办公，将近智仁勇女中时，便给这些预伏的特务枪杀在包车上。这是76号制造的第一桩血案。

    日伪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夺取设在租界上的中国法院。根据1930、1931两年国民党政府与有关各国签订的“临时法院协定”，中国政府在两租界设立高二、高三两分院和地方法院。日伪方面向租界当局进行多次交涉，要把这些法院移交南京汪政权管辖，而英、美、法等国只承认重庆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南京汪政权，因此，此项交涉长期不能解决。于是日伪方面想从法院内部打开缺口：“七十六号”特务写恐吓信威胁法院人员，强迫他们表示态度，如果愿意接受南京汪政权的管辖，保证地位不动，否则将对他们“执行死刑”。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

    郁华，1884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作家郁达夫胞兄。1905年由官费保送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第二年转入政法大学，1910年毕业回国，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大理院推事，兼司法储才馆及朝阳大学教授。后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军部闻其声望，拟委以要职。郁华闻讯，星夜避入皇姑屯农家，然后化装潜返北平。1932年至上海，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兼任东吴、法政等大学教授。其间，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被囚于狱。郁华参与营救活动，多所尽力。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郁华利用租界法权，坚持司法尊严，以维护民族利益，保护爱国人士，严惩民族败类。同时，坚拒敌伪之利诱威胁。1939年11月23日，遭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寓所门前。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