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愿意“长事铅椠”，也就是说不想继续枯坐书斋，而想要去做些“武力”“破坏”一类的大事情，那这书到底还要不要读下去呢？答案很快就明朗了。

　　1924年9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燃起了烽烟。冯玉祥当时也属直系，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热河一线与奉军作战。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较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从1920年开始与孙中山接触，此后国民党人对冯玉祥不断进行争取工作，先后被吴佩孚打败的段祺瑞、张作霖也积极联络冯玉祥反直。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的普遍反对。在反直浪潮中，冯玉祥与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岳、胡景翼分别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和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冯玉祥上演了一出现代版

　　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领军由古北口秘密回师北京，在孙岳部配合下，于10月22日连夜占领北京城。整个军事政变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北京一夜之间变了天。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随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逼迫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担任的各项职务，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

　　长城前线的直军得知后方生变，军心涣散，很快就被奉军击垮。事后，冯玉样召集会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商定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会议还决定冯、胡、孙所部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暂编三个军，冯玉样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随后，贿选总统曹琨被拉下马，早已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被逐出了故宫，北方的政局为之大变。

　　直军瓦解之后，国民军的领袖们开始分享胜利果实，重新划定各自的地盘，胡景翼得到了河南的根据地，领衔主持中原地区的军政，大肆扩编他的国民二军。

　　张灵甫原本对于学生运动的空泛口号已经兴意阑珊，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对已经有心从军的他所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学生运动整天游行示威，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冯玉祥大帅旗一举，一夜之间就可以令北京变天。中国军阀政治的严酷现实，给这个学历史的年轻书生又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今日之中国，非武力不足以成大事，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起而行事的军人比坐而论道的文人，在推动国家历史前进上应有更大的作为。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古人一曲敦煌词，恰好道出他此时的心境，张灵甫坐不住了。

　　算起来，张灵甫在北大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从头到尾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离开北大的原因，固然有出于对秀才造反失望的因素，用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时以国是日非，民事日困，慨然有匡济时艰之志……”《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于是投笔从戎。不过，如果张灵甫能够顺利读完大学的话，他的“匡济时艰之志”或许还没发得那么早，也不一定马上就辍学告别北大。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出了点状况，这是一件他事先没多顾虑，却又影响到他继续完成学业的烦心事：他缺钱花了。

　　以父亲张鸿恩的经济能力，张灵甫从小吃穿是不用愁的，父亲也从没让他为钱的事情操过心，上中学又有堂兄大哥在西安照应，他只需安心地做他的学生读好书就行了，这就养成了他对钱财不太在乎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一贯如此。当初赴京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对在北京学习生活的费用可能想都没顾得上细想，还是西安的两位堂兄给他凑了一些资助。而张鸿恩在家务农为主，他对北京城的了解肯定还不如儿子多。对于张灵甫放着好好的教员不做，辞了稳当的工作跑到北京去上学，张鸿恩心里不见得会很乐意，但是得知儿子顺利考上北京大学的消息，他应该还是挺高兴的，毕竟张家祖上并非书香门第，他这一辈出了哥哥一个秀才，下一代里也只有长房的老三读了大学，现在自己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而且听说就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他当父亲的还是要尽力支持。